推刘向之传，考吕氏之纪。夫刘向之说五行事，各以类感滞于一方，而不得相通。吕氏之书，随其时月而指其必然之灾异，其言皆迂怪而难信，安足为陛下道哉？臣闻灾异之说有二：有可得而推知其所从来者，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从来者。可得而推者，人之所为也；不可得而推者，天之所为也。人之所为者，不过盗贼窃发于山林，战败兵破而不得复。盗贼窃发，是衣食不足，政暴吏苛之罪也；战败兵破，是任人不明，将不为用之过也。至于天之所为，凶旱、水溢、虫蝗、霜雹、日食、地震、星辰陨坠，是安知其所由来哉？譬如人之将病也，五脏失据于中，而变见动于四肢，发于百体。医者切其脉，而观其色曰是“心病也”，“肺病也”，是皆可也。至于鬼啸于梁，捐瓦于堂，而动之曰“是心也”，“是肺也”。则可乎？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充，是以邪物得而干之，而尚何择乎心肺之间哉？古之儒者其论灾异，则皆有此弊也。今使国家治强，人民安，和气充实于天地之间，则天为之明，地为之静，三辰为之光。及其少衰，则天地三辰皆将亏缺而不宁。顷者水冒京城，日食季夏，江河淮汴破溢为害，地震生毛，水变赤色，此数事者，使董仲舒、刘向之徒出而论之，必将指国政之一二，以为其验。而臣以为不然，盖臣非以为不为灾也，以为天地之远，而至于为之变动，此非一事之所能致。盖天下之政皆失其中，是以其气衰弱挫沮而不振，以至于是。以为陛下历数天下之弊，而使陛下尽修之云耳。非正阳之月，而伐鼓救变，说者以为非经，然而要以胁阴助阳，则虽非正阳而不为失。当盛夏之月，而论囚报重，说者以为非古，然而要以使犯法者无久系之殃，而民睹为恶之速及，则虽当盛夏而亦不为非也。陛下愍四方之未治，而推其源于京师，知淫巧僭差之失度，而欲各为之节，然而未获所以禁之之术。是以欲先治内，则惑于何以为京师之言；欲先レ奸，则惑于不挠狱市之说。今陛下任人，使为京兆，如得赵广汉耶，则安可以不挠狱市而拘其才？如得黄霸耶，则安可以レ奸而责其效？各随其才而用之，则可以至于治矣。然臣以为，莫若先之以猛，而终之以宽。顷者陛下之所任，皆能猛矣，而不能宽，皆得其始矣，而不知其所以为继之术。是以京兆之政，大则斩戮，小则笞，历岁百余，而终无有一人能以仁恕为治者。故其民狃于刑戮而不知惧。然而不先之以猛，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强暴也。陛下深探儒、老之是非，而至于汉文、汉武治乱之际。臣闻老子之所以为得者，清净寡欲，而其失也，弃仁义、绝礼乐。儒者之得也，尊君卑臣，而其失也，崇虚文而无实用。然而道之可以长行而无弊者，莫过于儒术。其所以有弊者，治之过也。汉文取老子之所长而行之，是以行之而天下礼；汉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，是以用之而天下弊。此儒、老得失之辨也。昔者周公遭变而作《豳》诗，虽言王业之本，而要以自明其身之无罪，是以谓之《国风》。宣王北伐，其事虽大，而其诗非《大雅》之体，是以谓之《小雅》。故夫宽柔敦厚者，《大雅》之风也，慷慨劲正者，《小雅》之文也。以此推之，则可以辨矣。三代之时，财赋之用，有司掌之，而冢宰特因其岁之凶丰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节，盖亦如此而已。至于有唐贞观、开元之际，犹委之郎官。其后四方用兵，而财用之间，亦遂有权时应变之事，郎官有所不能辨，故立使以主之。及其未世，使又不能辨，则又举而归之宰相。是以李德裕之徒，皆治其事，以一有司之职而累天下之宰，由此言之，则夫陈平、韦贤之论有不妄矣。若夫泉货之轻重，始于周景王，而后有二品之差；命秩之实，始于魏武帝，而后有六等之号；水旱蓄积之备，莫如李悝之平籴；边陲守御之方，莫如张仁愿之筑城。圜法九府之名，自《天府》、《太府》、《玉府》、《内府》、《外府》、《职内》、《职金》、《职岁》、《职币》，皆列职于《周官》。乐语五均之义，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，则市不二价，其说见于河间献王之《礼》。此数事者，皆非有益于当世之务，是以不足深论也。伏惟陛下谘谟国事，丁宁反覆，终而复始，不忍舍去。故于制策之终，则又曰：“富人强国，尊君重朝，弭灾致祥，改薄从厚，此皆前世之急政，而当今之要务，子大夫其悉意以陈，毋悼后害。”夫陛下丁宁激切至于如此，而臣何敢不为陛下申重其说。今陛下忧思天下若此其至，而其功不就者，岂非无其人之故耶？臣闻：“求贤不如变俗。”俗所不悦，虽有贤者，将不能自立。俗苟好之，虽天下之人将从风而靡。昔太祖好武略，则天下之猛士出而为之兵；太宗好奇谋，则天下计划之士出而为之虑；真宗好文而爱儒，则海内无有不学以待上之所使。今陛下公卿满朝，进趋揖让，文学言语，上可以不愧于古人，而下可以远过于近世者，以陛下诚好之也。然陛下中夜不寐，起坐而思之，天下之事所未能举者，凡有几何？府库空虚，入不支出，而不能均；兵革怠惰，骄而不为用，而不能制；闲田满野，衣食不足，而不能辟；河水岁决，北人受害，而不能救；戎狄放肆，邀取金币，而不能服。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察有如此者，得非陛下所好，非所当用耶？狄仁杰有言：“文士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