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>陈彦衡着 东莞张江裁次溪辑
皮黄戏剧之组织排场，多与昆曲相类，盖由苏班摹仿变化而自成一派，已非旧观。然则今日之皮黄，当明其源别、源流之所以异，与夫因革变化之所由来，而折衷于一是。固不可拘一隅之见而概论之也。
今日之皮黄，由昆曲变化之明证，厥有数端。徽、汉两派唱白纯用方音乡语，北京之皮黄平仄阴阳、尖团清浊分别甚清，颇有昆曲家法，此其一证也。汉调凈角用窄音假嗓，皮黄凈角用阔口堂音，系本诸昆腔而迥非汉调，此其二证也。皮黄剧中吹打曲牌皆摘自昆曲，如〔泣颜回〕摘自《起布》、〔朱奴儿〕摘自《宁武关》、〔醉太平〕摘自《姑苏台》、〔粉孩儿〕摘自《埋玉》，诸如此类，不可枚举。而武剧中之整套〔醉花阴〕、〔新水令〕、〔斗鹌鹑〕、〔混江龙〕等更无论矣，此其三证也。北京皮黄初兴时，尚用双笛随腔，后始改用胡琴，今日所指唱者之〔正宫〕、〔六字〕诸调，皆就笛而言，其为昆班摹仿变化无疑，此其四证也。
徽班老伶无不擅昆曲，长庚、小湘无论矣，卽谭鑫培、何桂山、王桂官、陈德霖亦无不能之。其举止气象皆雍容大雅，较诸徽、汉两派，判如天渊，此又由昆曲变化之确实证据。然则北京之皮黄，固不可与徽、汉两派之皮黄同日而语矣。
皮黄盛于清咸、同间，当时以须生为最重，人材亦最伙。其间共分数派。程长庚，皖人，是为徽派；余三胜、王九龄，鄂人，是为汉派。张二奎，北人，采取二派而搀以北字，故名奎派。汪桂芬专学程氏，而好用高音，遂成汪派。谭鑫培博采各家而归于汉调，是曰谭派。要之，派别虽多，不外徽、汉两种，其实出于一源。故梨园老伶，念字多本楚音，而于阴阳平分别尤为清晰，大抵阴平高呼，阳平低出，为皮黄之通例。惟《捉放曹》二黄首句『轮』字『明』字皆阳平，三胜则纡回低唱，长庚则慷慨高歌，唱法各殊而各极其妙。然则徽、汉两派，字音之高下不尽相同。《度曲须知》谓字音之阴阳清浊，全在口中之筋节，而不尽拘工尺之高低。此指昆曲而言。昆曲中之阳平字亦有揭调直出而不失音律者，程氏其犹本昆曲之遗意欤。
谭鑫培文武全才，于戏无所不能，独王帽戏只演《上天台》《摘缨会》两剧，余不多演，盖以其平铺直叙，不足展发才气，故宁不演，非不能也。谭氏最称九龄唱工，《上天台》为九龄杰作，极喜仿其声调。《摘缨会》则唱作、武工一一具备，谭氏演之如火如荼，有声有色，令观者如入山阴道上，几于接应不暇，此岂徒有大嗓之奎派所能耶？鑫培常言：『人之艺术各有短长，老角之可贵者，只是善用其长，不显其短。』又云：『老角皆知安分守法，不敢自作聪明。』以谭氏之才艺，其服膺前辈如此，宜其演剧不肯率意为之也。
姚增禄，武老生也，文武昆乱，所能甚多。清室贵族之嗜戏剧者，往往聘为教习。余在肃王府中见其演《法场换子》。而与谭鑫培配《宁武关》之老旦，尤为妙絶。其神色、说白、身段、作工，几可与鑫培并驾齐驱。老角本领，殊令人不可测度。又有李寿峰者，文武须生，兼能昆曲。鑫培演《别母》，李配老旦亦佳，然较姚则少逊。现能演此者，老旦中只一罗福山，然又不如李，以后恐无人矣。
当时梨园名角辈出，票界亦不乏人才，如孙菊仙、许荫堂、德珺如、金秀山等，皆以票友下海而负盛名。惟周君子衡，资深学博，为票界秦斗，然非知交喜庆堂会不肯登台。内行名角鑫培、桂芬等，无不称道『周三爷』，见之执礼甚恭，其钦仰可知也。又有孙君春山，前清进士，为吏部司官，善唱青衣，选声琢句，簇簇生新。紫云、德霖皆虚心请教，尝语人曰：『某句某腔，孙十爷所传也。』而春山从不登场，但与三五知己宴会时，酒酣耳热，乘兴一歌，萧然意远。若周、孙两君者，其票界之星云欤。又孙春山善制新腔，青衣剧中《孝义节》《武昭关》《祭江》《孝感天》等词，皆有所改正。余曾以其《武昭关》慢板二黄告梅兰芳，兰芳已装入留音片中。第此段，例须临完上句改散板，留须生上场接一下句。春山每一人独唱，无法收束，遂自撰一下句，然不能用之登场也。自兰芳唱片流行，遂不能再减，而须生上场只得再添一上句矣。此后青衣新腔，层出不穷，大都皆根据此段而不及其浑成大雅。然则制造青衣新腔，当推孙十爷为鼻祖，后人不过拾其牙慧耳。
名角演剧，场面必择好手，而尤以打鼓者为重要。盖打鼓者为场面领袖，非与演剧者性情心思息息相通，不能得心应手。长庚时有顾某与其子章圃；鑫培时有郝六、李五，皆打鼓中巨擘。此外如李大、何九【另一何九，非何桂山】、王景福、刘顺，亦其中好手。大抵打鼓者，贵能博通剧中之关键，而辅助演者之精神，尤以鼓点简洁大方、不落小家俗派为正宗，故观剧者但闻锣鼓便知为名角登场。自秦腔盛行，锣鼓专务火暴，虽二簧场面亦杂以梆子。俗派流传，外江变本加厉。今日场面中求其真有二簧规矩韵味者，卽北平亦不多见矣。
胡琴与唱有密切之关系，其重要不在鼓板之下。当时名手樊三之外，有李四、韩明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