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事，则云语在《朱大典传》是也。否则传一人而兼叙同事者，如《陈奇瑜传》云，与卢象升同破贼乌林关等处；《象升传》亦云，与奇瑜同破贼乌林关等处是也。甚至熊廷弼、王化贞，一主战，一主守，意见不同也而事相涉，则化贞不另传，而并入《廷弼传》内。袁崇焕、毛文龙，一经略，一岛帅，官职不同也而事相涉，则文龙不另传，而并入《崇焕传》内。此又编纂之得当也。而其尤简而括者，莫如附传之例。如《扩廓传》附蔡子英等，《陈友定传》附靳义等，《方孝孺传》附卢原质等，以其皆抗节也。《柳升传》附崔聚等，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。《李孜省传》附邓常恩等，以其皆以技术宠幸也。至末造殉难者，附传尤多。如《朱大典传》附王道等数十人，《张肯堂传》附吴钟峦等数十人，而《史可法传》既附文臣同死扬州之难者数十人，若再附武臣则篇幅太冗，乃以诸武臣尽附于《刘肇基传》。以及《忠义》、《文苑》等，莫不皆然。又《孝义传》既案其尤异者，各为立传，而其他曾经旌表者数十百人，则一一见其氏名于传序内。又如正德中谏南巡，罚跪午门杖谪者一百四十余人；嘉靖中伏阙争大礼者，亦一百四五十人，皆一一载其姓名。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，而概删之则尽归泯灭，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，而诸人名姓仍得见于正史，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。又《高倬传》附书南都殉难者张捷、杨维垣、黄端伯、刘成治、吴嘉允、龚廷祥六人，而所附小传但有端伯以下四人，捷、维垣独缺，则以此二人本阉党，其事已见各列传中，不屑为之附传，此则附传中又自有区别，益以见修史之斟酌不苟也，至诸臣有关于国之兴替，事之功罪，则轻重务得其平。如李东阳、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、沈一贯、方从哲、熊廷弼、袁崇焕、陈奇瑜、熊文灿、杨嗣昌等，功罪互见，枉幸并呈，几于无一字虚设，虽篇幅稍多，而非此不足以尽其曲折，执笔者不知几经审订而后成篇。此《明史》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，非细心默观，不知其精审也。
○明史立传多存大体
《明史》立传多存大体，不参校他书，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。如《龙兴慈记》，徐达病疽，帝赐以蒸鹅，疽最忌鹅，达流涕食之，遂卒。是达几不得其死，此固传闻无稽之谈。然解缙疏有刘基、徐达见忌之语。（《缙传》）李仕鲁疏亦谓，徐达、刘基之见猜，几等于萧何、韩信。（《仕鲁传》）此二疏系奏帝御览，必系当日实情，则帝于达、基二人疑忌可知也。今《明史》《达》、《基》二传则帝始终恩礼，毫无纤芥，盖就大段言之，而平时偶有嫌猜之处，固可略而不论。且其时功臣多不保全，如达、基之令终已属仅事，故不复稍著微词也。又如《草木子》载，宋讷以元臣降，为国子祭酒，极意严刻，以称上意，监生自缢者月不乏人，死必验视乃敛，其酷甚于周兴、来俊臣云。而《明史 讷传》绝不及之，但谓其次子复祖为司业，诫诸生守讷规，违者罪至死而已。又如张辅之死，据《庾巳编》谓，辅从英宗北征，土木之难逃归，与家人诀而缢死于先墓。今辅本传则但谓从英宗北征，死土木之难，绝不及逃归自缢之事。盖讷以严重立教，最有师法；辅四朝勋德，白首无间言，故各著其所优，而小疵在所略也。又如杨廷和之入阁，《双岐杂记》谓由刘瑾之力，而本传绝不及，并言廷和忤瑾，瑾摘《会典》小误，夺其俸二级，是廷和不惟不附瑾，且与瑾忤矣。于谦之死，以石亨、曹吉祥诬以谋立襄王世子故被杀。《谦传》但谓曹、石之诬，而事之真伪传中不暇缕晰，则于《襄王瞻传》见之，谓英宗复辟后，于皇太后阁内见襄国金符，乃土木陷后，欲召襄王而不果，其符遂留阁中，然后知非谦等当景帝不豫时取符也，则谦之冤自不辨而白矣。熹宗懿安张后，国变时生死传闻未确，故本朝定鼎，但为崇祯帝及周后发丧成礼，而张后独缺，盖其时有传张后未死者，（时南昌推官史夏隆云，国变时，后出宫，为李贼麾下刘旗鼓所得。刘本旧弁，事后无失礼，及我朝兵至，谓后不可失了朱家体面，后遂缢死。本朝实录，顺治五年间，有天津女子自称张后，聚众扰畿辅。又陈玉基作《宦者高永寿传》，张后与周后同日缢死。后有熹宗妃任氏出宫，为少年所得，年余，费其赀且尽。任氏怒，自称我张后也，胡为至此。闻者不敢隐，遂送官。永寿独识之，然亦不敢明正其伪。）故┰典不及。至修史时，则本纪据陈玉基所传，大书国变时张后缢死宫中，而《流贼传》亦称李严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，使贤后不遭传闻之诬蔑，尤见书法之不苟矣。又胡世宁从剿江西贼王浩八等，招降东乡贼为新兵，已而复叛，事见《陈金传》，而《世宁传》不载。徐阶当国，为讲学会，张岳疏诋之，谓讲学以富贵功名鼓动士大夫，谈虚论寂，事见《岳传》，而《阶传》不载。陇川用兵，邓子龙不能驭军，因饷稍缓，大噪作乱，鼓行至永昌、大理，过会城，巡抚萧彦调土、汉兵夹击之，乱始定，事见《彦传》，而《子龙传》不载。盖为名臣立传，其人偶有失误，不妨散见于他人传中，而本传不复琐屑叙入。此又善善欲长之微意，不欲以小疵累全体也。
○大礼之议
孝宗崩，子武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