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疏，别开新路出海。是谓南北两河。然非两河并用，亦非两役并兴也。两河并用，则河流弱而沙益易停，欲河之通转速河之塞。两役并兴，则骚及数省，延及数年，欲河之治而转或启民之乱。所谓开两河者，虽有两河，而行走仍只用一河，每五十年一换。如行北河，将五十年，则预南河，届期驱黄水而南之，其北河入口之处亟为堵闭，不使一滴入北。及行南河，将五十年，亦预北河，届期驱黄水而北之，其南河入口之处亦亟堵闭，不使一滴入南。如此更番替代，使汹涌之水常有深通之河，便其行走，则自无溃决之患。即河工官员兵役亦可不设，芦皆土方埽木之费亦可不用，但令督抚就近照管，自保无虞。此虽千古未有之创论，实万世无患之长策也。舍此不图，而徒岁岁修防，年年堵筑，正如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病终不去。无论遇有溃决，所费不赀，即一二年偶获安流，而岁修仍不下数十万，以五十年计算，正不知几千百万。与其以如许金钱空掷于横流，何如为此经久无患之计乎！或谓地势北高南下，既已南徙，必难挽使北流。此不然也。中国地之高下在东西，不在南北。如果北高南下，则自神禹导河以来，何以数千年不南徙，直至宋始徙乎？岂南方之地从前本高，至宋而忽下乎？迩年河决，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，则非北高南下可知也。宋之南徙，盖亦因北河淤高，不得不别寻出路耳。今南河亦淤高矣，高则仍使北流，是亦穷变通久之会也。又或谓挽使北流，将不利于漕运。此亦非也。漕运所资黄水者，只洪泽下流，由杨家庄上至宿迁草坝数十里耳。现在黄河以北之运河，本月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资浮送，不藉黄水倒灌也。而洪泽之水，至杨家庄则仍如故，果移黄水北去，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杨家庄，与洪泽之水相接，粮艘仍可通行，此南路之无碍于漕运也。临清以北之会通河，本属运道，增入黄水，或虑其不能容，则于滨、棣、清沧一带，寻九河故道，多分支流，使易于出海，则河流迅驶，粮艘益得遄行，此北路之无碍漕运也。区区之见，颇自谓有一得之愚，或取其言而行之，当有一劳永逸之利耳。
●卷三十一
○明史
近代诸史，自欧阳公《五代史》外，《辽史》简略，《宋史》繁芜，《元史》草率，惟《金史》行文雅洁，叙事简括，稍为可观，然未有如《明史》之完善者。盖自康熙十七年，用博学宏词诸臣分纂《明史》，叶方蔼、张玉书总裁其事，继又以汤斌、徐乾学、王鸿绪、陈廷敬、张英先后为总裁官，而诸纂修皆博学能文，论古有识。后玉书任志书，廷敬任本纪，鸿绪任列传。至五十三年，鸿绪传稿成，表上之，而本纪、志、表尚吸锻，鸿绪又加纂辑，雍正元年再表上。世宗宪皇帝命张廷玉等为总裁，即鸿绪本，选词臣再加订正，乾隆初始进呈，盖阅六十年而后讫事。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。惟其修于康熙时，去前朝未远，见闻尚接，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，非同《后汉书》之修于宋，《晋书》之修于唐，徒据旧人记载而整齐其文也。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，或增或删，或离或合，故事益详而文益简。且是非久而后定，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，益可征信，非如元末之修《宋》、《辽》、《金》三史，明初之修《元史》，时日迫促，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也。他不具论。自魏收、李延寿以子孙附其祖父，遂代人作家谱，一传中有数十百年事，阅一传即须检数朝之史，宋子京以为简要，其实转滋瞀惑。《明史》立传，则各随时代之先后。除徐达、常遇春等子孙即附本传，此仿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之例，以叙功臣世次。杨洪、李成梁等子孙亦附本传，则以其家世为将，此又是一例。至祖父子孙各有大事可记者，如张玉、张辅，父子也，而一著功于靖难，一著功于征交，则各自为传。以及周、周经，耿裕、耿九畴，杨廷和、杨慎，瞿景、瞿式耜，刘显、刘纟廷等，莫不皆然。其无大事可记者，始以父附子，以子附父，（如何文渊先叙于其子《何乔新传》首，刘仁宅先叙于其子《刘大夏传》首，此以父附子也。《林瀚传》后附其子廷机及孙子濂，《许进传》后附其子诰、赞、议、论等，此以子附父也。）否则如杨肇基及子御蕃，各有战功，则御蕃可附《肇基传》矣，而以其功在登、莱，则宁附于同事之《徐从治传》，而不附《肇基传》。其他又有稍变通者，徐寿辉僭号称帝，应列群雄传，而以其不久为陈友谅所杀，则并入《友谅传》，而寿辉不另传。姚广孝非武臣，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，则与张玉、朱能等同卷。黄福、陈洽等皆文臣，柳升、王通等皆武臣，而以其同事安南，则文武同卷。秦良玉本女土司，而以其曾官总兵，有战功，则与诸将同卷。李孜省、陶仲文各擅技术，应入《方技传》，而以其藉此邀宠，则另入《佞幸传》。此皆排次之得当者也。自《宋史》数人共事者必各立一传，而传中又不彼此互见，一若各为一事者，非惟卷帙益繁，亦且翻阅易眩。《明史》则数十人共一事者，举一人立传，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传于此人传后。即同事者另有专传，而此一事不复详叙，但云语在某人传中。如孙承宗有传，而柳河之役，则云语在《马世龙传》中。祖宽有传，而平登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