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说，而弊事不革，积而至于庆厯，此当变之事也。自韩、范、富公之志不尽行，积弊相仍，极而至于熙宁，此又当变之时也。今观仲淹所上十事，与安石所变之法，合而论之。熙宁二年，遣使察农田水利，亦欲厚农桑也。熙宁三年，立更戍保甲法，亦欲以修武备也。四年更贡举法，亦欲以精贡举也。四月定选人改官条制，亦欲以明黜陟也。十月定奏补注官法，亦欲以抑侥幸也。以至行募役法，亦欲以减徭役也。建三舎法，亦欲以重学校也。均诸路田法，亦欲以均公田也。此是仲淹、安石同处。然国家自艺祖、仁宗，虽有漏缺败壊之处，而未有熟烂腐败之形。庆厯诸公之本 ，杜一隅、补一隙之智也。熙宁大臣，则以一隅之损而颓其四围，以一隙之漏而侵及于堂奥也。安石纷更，惜夫仲淹去则法变，而安石自罢相之后，熙宁七年罢相。安石之身虽去，而安石之法未尝不行。仲淹之法未及一年而变，安石之法至崇宁、大观而愈不变，仲淹得政之浅，而安石得君之专也。仲淹所引之君子未尽用，而安石所教之小人根固盘结而不可去也。妙论。
三司使
景佑元年五月，以程琳为三司使，诏自今三司在职未久，毋得非次更易，琳尤谨出入，禁中有所取，輙奏罢之，内侍言琳专，琳自直于上曰：“三司财赋，皆朝廷有也，臣为陛下惜耳。”上然之。
庆厯二年，王尧臣为三司使，始受命，言于上：“今国与民皆弊耳，在陛下任臣者如何，请自择僚属。”于是辟杜 十余人为判官，后果办治闻。
是岁，取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后出入财用之数 计以闻。
皇佑二年十二月，三司使田况以今财赋所入多于景徳而岁之所出又多于所入，因上《皇佑 计録》。此段讲义见真宗 计録。
嘉佑四年，以包拯为三司使。初，拯为中丞，弹三司，张方平罢，遂代以宗祈。拯复论祈，以拯代之，避位久之方出。
钱谷之职，非他官比。国初为三司使者，必选计相居之，位亚执政，自为计相，下而副使，又下而判官，至于子司之属，皆通知钱榖，而后除副使；位下待制，恩数同大卿监，各置判官二员，视转运使资序。又有三司判官六员，谓之子司，如磨勘司、冯由司之类。
当时三司皆得自择僚属，三司缺则以副使补之，副使缺则以判官代之，判官缺则选外之转运为之，所以专其职也。自元丰官制既行，户部尚书即昔之三司使也，左右曹侍郎即昔之三司副使也，户部及诸司之郎官即昔之三司判官也，然皆以为迁官之地，簿书之弊，犹不能救，不过按其数而督之，视其籍而収之，况望其较诸道有无、制国用之多寡哉？仁宗朝专其职，熙、丰主财之官迁变不常，更见真宗朝三司讲义。
嘉佑五年五月，以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。安石献万言书，畧曰：“方今患在法度虽多而不合先王之政，所谓法先王之政，亦法其意而已。先王之于人才，教之养之，取之任之，皆有其道。今州县有学而不能长育人才，大学之教诵说课试而已，故虽白首庠序，而不知从政之方，此教之非其道也。方今制禄皆薄，州县之吏月所得钱，多者八九千，少者四五千。今天下常以困穷为患者，殆亦理财未得其道，而有司不能通其变耳。诚能焉，虽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，此养之非其道也。驱天下之士使为贤良进士，固有时而得才，然不肖者茍以此进，亦至乎公卿，因使推其类而聚之朝廷，所以多不肖之人，此取之非其道也。今取既不以其道，至于任人，不问其徳之所宜，而问其出身之后先，不论其才之称否，而论其歴任之多少，以文学进者，且使之治财，又使之治狱，又转而使之治礼，宜其人才之难也。夫在其位非其人，而恃法以为治，自古及今未有能治，此任之非其道也。夫教之养之，取之任之，一非其道，则败天下之人才，况兼四者而有之？朝廷有所施为变革，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，遂止而不敢为。夫法度立则人无独 其幸者，陛下诚有意于天下，则臣愿断之而已。”
安石变法之规模，亦畧见于此书矣，其大意则以立法度、变风俗为急。然安石谓先王之政法其意而已，而安石所立之法，则一一牵合于周礼而畧闗雎、麟趾之意，则其意果合先王乎？安石谓今之人才教之养之、取之任之皆非其道，而安石乃以《新经》、《字说》壊未用之人才，以《检正》、《习学》壊已用之人才，其果能得其道乎？至谓朝廷有所施为变革，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则止而不能为，此后日勇于去君子、勇于塞人言、勇于任民怨，而为行新法之根本也。
庆厯八年三月，诏翰林学士、三司使、知开封府、御史中丞皆给笔札，即令坐以言时政。
幸龙图天章阁，此即九年三月开天章阁之意也。然至是富公、北范公、西韩公亦在外，时政之所急者，莫急于召此三人而已。
宗正司 睦宗院
景佑三年七月，置大宗正司。前年作睦宗院。
古者大学、小学，合亲疎而并教之，故祖宗世臣兼同姓、异姓而参用之。自汉世无教养之术，而刘徳、刘向之徒为权臣所忌而不用。至魏晋之朝，幽闭宗室，使人不得闻见，麦菽不辨，然后其心始安。可痛也！吾宋亲贤用仁，冠絶前代，然皇族鲜有闻者。置大司正特以统之也；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