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者罪可知矣。我宋之有天下，经营长育，以至太平，然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不知变者，其能久乎？倘相府思变其道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，相府致君之功也；若使为血为肉数百年，亦相府负天下之过也。”
天圣三年，范仲淹为大理寺丞，上书请救文弊、复武举、重三馆之选、赏直谏之臣、革延赏之弊，且曰：“自古王者，外防夷狄，内防奸邪。夷狄侵国，奸邪败徳，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。伏惟圣明，常好正直以杜奸邪，此至理之本也。”仲淹少有大节，慨然有志于天下，尝曰：“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其所有为，必尽其力。”曰：“为之自我者，当如是，其成与否，有不在我者，虽圣贤不能必，吾岂敢必哉？”王曾见而伟之，及知仲淹乃晏殊客也，于是殊荐人充馆职。曾谓殊曰：“公实知仲淹，舎而荐此人乎？”
范仲淹之于庆厯，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。仲淹革弊之规模，已具于天圣《上宰相书》及《上皇帝之书》；王安石变法之规模，已具于嘉佑中上书、熙宁初入对之日也。今观仲淹所言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即安石变法之言也。其言兵久不用则武备不坚，即安石强兵之说也。其言士未曾教则贤才不充，即安石所谓教之非其道之说也。其言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，即安石所谓理财大抵无法之说也。其言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，即安石所谓优恤农民之说也。其言人主纳逺大之谋久而成王道，纳浅末之议，久而成乱政，即安石欲法尧舜而不法太宗之说也。其言刑法之吏知丝发之轻重，钱榖之司举锱铢之利病，则徃徃谓之急务，或有条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，陈圣贤之事业，论文武之得失，则徃徃谓之迂说，即安石所谓出而亲事不过有司之细故，未尝如古之有为之君，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之说也。把仲淹、安石对说，二人上书并见名臣言行録，以后转处说仲淹规模与安石大异。然所谓固邦本者，在于举县令、择郡守而已，非有遣使者置提举之扰也；厚民力在于复游散、去冗僣而已，非有青苖市易之扰也；重名器者，在于谨选举、严教育而已，非有新经、字说之谬也；备戎狄者，在于举将才、实边郡而已，非有置保甲、置将官之扰也；杜奸雄者，在于朝廷无过、生灵无怨，非有人言民怨之不足恤之议也。范仲淹移书执政中五事，彼其布置施设，皆有预定之规模，其与书生漠然不着于用者逺矣。由其所学有偏正，故所以用于天下者不同也。
庆厯三年九月，开天章阁令辅臣条对，赐坐给笔札，使疏急务。是时，帝方鋭意太平，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，仲淹语人曰：“上用我至矣，然事有先后，且革弊于久安，非朝夕之所能也。”至是，仲淹退列十事奏，一曰明黜陟，二府非有大功不迁，内外官须满三年，在京官须满五年乃得磨勘；二曰抑侥幸，任子法弊，冗滥日增，请罢少卿以上干元节恩泽，正郎以下若监司遣任，须在职二年始得 子弟，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；三曰精贡举，诸路州军学皆置教授，其取士科进士，先论 ，后诗赋，兼通经义，发解者不封卷首，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；四曰举官长，刺史县令多不得人，请委二府先选转运、提刑、大藩知州，次委二制、三司、卿史、台谏、监司举知州，知州举知县；五曰均公田，外官职田不均，吏禄薄不能安 ，请均其入而第给之；六曰厚农桑，请下诸路，令吏民言农田利害，选官治之，别定劝课之法，以减漕运；七曰修武备，请约府兵法，募畿甸强壮五方为卫士以助正兵；八曰减徭役，请省县邑，户少者为镇，其不应受役之兵悉归之农；九曰推恩信，蠲除逋负，而所在废格主恩，违者置于法；十曰重命令，百司建立法度，率尔颁行，旋复厘正，请先委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，删去烦冗，裁为制勅。
富弼言契丹得燕蓟以北，拓拔得灵夏以西，其间豪杰皆为之用，我当视为劲敌，庶几可御。乃别为安边十三策，大畧以进贤退不肖、止侥幸去宿弊、及易监司之不才者。仲淹取班簿，视不才监司一笔勾去之，弼曰：“勾之甚易，焉知一家哭矣。”仲淹曰：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？”
是年十月，严监司选，此用仲淹、富弼之言也。定迁株格，此用仲淹所上十事“一曰明黜陟”也。
十一月，定馆职格，更补 法，此用仲淹所上十事“二曰抑侥幸”也；限职田，此用仲淹所上十事“五曰均公田”也；四年三月，诏州县立学，更定科举法，此用仲淹所上十事“三曰精贡举”也；五月减徭役法，此用仲淹所上十事“六曰减徭役”也。并系仁宗用仲淹之言。
四年六月，仲淹出宣抚陜西河东，八月富弼出宣抚河北，避夏竦之谤而出。时按察使多所举劾，人心不安， 子恩薄，磨勘法宻，侥幸不得，而朋党之论滋起矣。
九月，诏戒按察使苛刻，则是包拯言之也。十月，诏戒朋党苛刻。
五年二月，罢京朝官保任取迁法，从御史刘元瑜之请也。罢 补限年法，从余靖之言也。其庆厯三年制勿行。
三月，复科举旧制，制诰杨察言前所更令不便。
十月，转运罢兼按察，时执政攻范仲淹、富弼行事，故因肆赦以其过为烦扰无益事体罢之。
自李文靖、王文正当国以来，庙堂主安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