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遂壹志于是。如所谓言诚、言敬、言主静、言慎独，存养、求放心者，以为大本在是也，而竭力求之。实则于古今事变、日用常存之道，一无所窥；徒用力于空虚之中而不自知。其躐等以至颠倒瞶乱，竟成心疾。如是者凡十六、七年，终不受其实益。年三十一，无可如何，始宽心读书，涉猎于「诗」、「书」、「易」、「周官」、「礼记」；更数年，乃大悟前此之非计。其初，自少年来居学斋，与童子均其功课；每日一本「四书」，未尝间断，至参以经籍。久之，觉有实效；日用行持间，自省得于「四书」者为多。盖学者不志于圣贤则已；苟志于圣贤，未有能脱「四书」者。「论语」一部，此吾夫子之所以教人者；在「四书」中尤为切实。计吾夫子生平之所以教人者，一曰忠信、一曰好学；二者尽之矣。盖忠信，则以日用实行为凭，而无虚空高远之说；好学，则极伦常变态之迹，而无信己执一之求。故弟子大书特书曰：『子以四教，文行忠信』。言夫子之所教者，如此而已。又曰：『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』。如某者焉，不如某之好学；然则好学之事，讵不尤重欤！仆之所敬慕阁下，赋质忠信，殊绝于人也。兹诵来札，几有必察迩言，沛然若决江河之意；是阁下于学问，已得其大要也。斯道之望，将有属矣。夫学以「六经」为大端，孔子之所谓「文」也。学者以「四子书」为纲、以「六经」为辅，力讲求焉；有得于心，以之治己有术、以之治人有术。是之谓经术，为其可施于实用，而非训诂、钞录者比也。此孔子所谓「博学于文」也。国家太平日久，士子力学者多。康熙间，士大夫喜言心性之学；吾闽如李厚庵、蔡梁村、雷翠庭，其著者也。要其所执持以示后生者，亦一时风气之所趋耳。然其时忠信笃学者，已有如胡东樵其人。乾隆间，经学大盛：顾其间分际，亦自不同。如顾复初、任荆溪、方望溪，其所求者皆有济于实用；非明于古、闇于今，徒事章句训解已也。此数子者，博通注疏而有所领悟折衷；使学者可以修诸身而见诸用，庶乎孔门之功臣矣。后有作者，则不然：喜搜求古书，以为新博；愈古愈废之说，则以为愈佳。将谓唐不如晋、晋不如汉、东汉又不如西汉；宋以下，则鄙夷弗屑已矣。其于圣人之经也，不求其端、不讯其末，惟以钞袭旧说为尊古、以论辨折衷为武断；学虽博，以语修己致用之方，则无术焉。此第谓之经学，则可不足以语经术也。若胡、顾、任、方四家，则可谓经术也已。仆于古经，诚无所窥；然苟得余年，则将卒业于四氏之书焉。故凡仆之言经学当时之所弃也，所以然者，欲不谬于力行、忠信之旨已矣。阁下抱忠信之质，有志于力行；而以伦常为急务。夫急力行、重伦常二者，皆忠信之事也。然而求诸孔子教人之旨，则所尤重者学而所尤先者文。盖圣贤之学，二伦常尽之；阁下前书之言是也。然伦常之理，至切至近、至平至易，而即至颐至隐、至繁至艰；不可以一时浅易之说概诸古今，亦不可以一己境遇之偏概诸天下。古今千简万牍，圣贤千言万语不能尽其情者，凡此力行之事，即凡此伦常之事也。故以伦常之故，而有力行；以力行之故，而有学问。博学于文者，所以致其知以为力行者也。夫知者，明于目也；行者，健于足也。未有目无见而足能行者！自古言学，亦未有以行先于知者！一部「大学」功夫，致知、格物已居其大半。诚意为生死关头，然意之不诚，咎在知之未致；其门径昭然矣。然其道至广而博，故贵实而不贵浮、贵切而不贵泛。仆语本朝经术，必以顾、胡、任、方四子为先者，意在斯已。大约士凡不喜读书、不事讲求，而空言力行、空言伦纪、空言心性与夫存诚慎独、主静存养者，不堕于空虚自守，则必偏执冥行，语此失彼，有体无用。否则，泛枝滥叶、扬秕簸糠，或者等身着作，铭椠四驰；或者寸解戋戋，孤镫自守。凡兹所事，虽一生辛勤，皆不足以入圣人之道。何以验之？观于其行则弗信、试之实用则茫然也。吾辈向学已晚、读书已迟，仆所愿与阁下共谋读书之法者，意在以「四子书」为宗，不以「四子书」为作文之具；而以为伦常日用所资，切实以求：则广之自通「六经」，约之无非实行。称此以往则近之，可为文行兼修之儒；渐而积之，必有体用合一之日：此圣贤之正轨也。若曰吾但以实行伦常为要，经学、文学皆不足恃；则所谓伦常、日用者，别有简易之一途，而「六经」不必存也：岂理也哉！与阁下交已十余年，中间多以世故文字相往复；未有一日之暇，从容论学者。兹以来书语及，故陈其崖略；唯高明有以教之』！
其再复郑六亭书曰：『曩者仆以来教有经术之言，谬为论说；而独有取于顾、胡、任、方四家者，盖以四子之于读经皆汲汲于伦常日用，而非训诂、钞录者也。然读书之法，又有当言者。古来书惟「易」、「诗」、「书」为孔子所手定，与「大学」、「中庸」、「论语」、「孟子」数者为极纯粹耳。自后诸儒着述，则不能无偏弊之处。卜子夏、左邱明亲受业于孔子，其言尚有疵谬；况其下者乎！任荆溪之学「易」也，苦志力求，至于血气散乱、神思丧失，昏不知人，七日乃苏；此足见其由探索而有获，而少脱然自得之趣者也。又此公生平读书，必欲融会众家，无所遗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