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成都，天旱禁酿，吏搜人家得酿具，欲罪之。简雍与昭烈行于郊，遇一男子，曰：「此人欲淫」。昭烈曰：「何以知之」？雍曰：「彼有淫具」。以意诛人，与有淫具而诛奸正相等耳。自传经者创为此说，后世暴君酷吏藉以行虐，于是有觖望之律、有腹诽之条、有见知故纵之科，皆诛意之说启之也。彼盖假托于「春秋」，而不知「春秋」无是法也』。论「春秋」无治党与之法曰：『「虞书」曰：「罚勿及嗣」。文王治岐，罪人不孥；孔子作「春秋」，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，岂有立为穷治党与之法以贻祸后世！愚于宋公伐郑、四国战郎及滕榖邓来相朝，力辨其不然。盖儒者立论，宜依忠厚；况经意所无，岂可以经意穿凿而附益之哉！秦、汉以下，一事而逮及千人、百人；明太祖于胡、蓝之逆，杀人数万：皆党与之说为之毒也。孔子成「春秋」而乱臣贼子惧，传经者不必过为张皇也。「春秋」作于鲁哀十四年，已往之乱贼并不知后有此书、同时之乱贼未尝见此书，何惧之有！圣人正三纲、植五常，使君父之分，悬之日月而昭然；万世臣子，皆有所畏而不敢动于恶，则惧之也。至于助恶之党，何国无之，诛之不可胜诛；亦止昭明其法，使后人观焉，知党同之人与乱贼并勒在丹书，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，将战兢檩栗而谨于所附，则惧之也。「春秋」拨乱世反之正，恃有此法而已。如传之意，似孔子欲取二百四十二年之乱贼起九原而亲刃之，若晋明帝之追戮王敦也。又似孔子终日忿懥邻国之君，有能讨贼者，即进诸皋、夔之列；不讨贼，即欲加以共、欢之诛：亦非也』。论「春秋」悉凭赴告曰：『左氏详于事蹟，公、榖精于义理；而左氏亦有高于二家者，不书不告也。折衷乎是，而后儒揣摩亿度之论息矣。啖子曰：「列国至多，若盟会征伐等事不告亦书，则一年之中可盈数卷；况列国之事乎」！欧阳子曰：「圣人著书，足以法世而已；不穷远之难明也，故据其所得而修之」。二公皆笃论。或有见于传而不见于经者，谓孔子削之；非也』。又曰：『春秋之时，天王号令不行；胡文定每于经中书战，辄云上告天子。讹矣，犹末也。庄十六年，齐桓同盟于幽，中国始有方伯；前此未有也。若论强大齐为之首，桓十三年春二月，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，胡传云下告方伯，则讹矣。文二年春王二月甲子，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，当是时晋襄公即方伯也，亦云下告方伯，尤讹矣』。迁鹤以诗之雅、颂，「毛诗」、「朱传」间有同异，大旨不甚相远；惟风之为体，比、兴之词多于叙述，风谕之意浮于指斥：学者虽宗「朱传」而序说不可不知也。论之曰：『「毛诗」传最后出，自唐太宗命孔颖达作「正义」遵之，数百年无异辞。朱子起，始与「小序」抵。然即其前后考之，二程、张子闻之大贤，朱子所私淑也。论诗而用序，杨龟山，朱子渊源所自也；言诗亦用序，胡文定，朱子之前修也。传「春秋」引诗，一依序。吕东莱与朱子同时，亦谓「毛诗」之义最得其真。后起大儒为真西山，服膺朱子者也；引鸳鸯之诗而依序。黄勉斋，朱子门人也；引风雨之诗而依序。文相国引「菁莪」之诗，亦依序。至于马贵与护序尤力，辨之尤明且详；曰：「书序可废，诗序不可废；雅、颂之序可废，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也」。今日竟弃置不讲矣。为功令，悬朱传以取士；即精通「毛诗」，于科举无所用。然而穷经之儒要好学深思之士着为议论、载之文章，动称序说；岂非马贵与所云「不可废者」哉！「六藉」经秦燔之余，诗以讽诵独不绝。汉初去古未远，诸儒或为雅、或为颂，相合而成「大序」。相传子夏所作「小序」，出自子夏，毛公及卫宏更加润色。又有以为国史所釆录，亦未有定据；而「史记」「孔子世家」「古诗三千余篇，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，序自正风、雅、颂与夫忠臣孝子诸篇而外，凡云刺淫，能令读者发其媿耻，所谓「夫也不良，歌以讯之」，为诗人之忠厚。凡云刺诗，能令读者生其畏惧，所谓「邦之杌陧，日由一人」，为诗人之忠君爱国。合三百五篇皆可施于礼义也」。苟可施于礼义矣，虽文字参差，何可废哉！今治诗之家，终身不见毛序；甚且以不宜场屋，与稗官小说同类而观之。吾故申明其说，俾知六义之传，其原有自为不可废，而非敢与朱传抵牾云尔』。历官至左庶子；年七十，请告归，犹勤勤改订所著书不辍也。
迁鹤勇于行义。福州常氏妇未嫁，其夫陈国勳得罪，长流山左；常徒步入门，养姑七年。迁鹤闻之，为募金，赎其夫归。海上军兴，泉州有里长大当之费；胥役恣为奸利，每致破家。沿及承平，此风未息。为言于总督兴永朝，革之。郑成功据台湾，滨海居民避贼徙内地，名其田土曰「界外」，悉不赋之。比台湾平，有司按籍征科，岁久莫知其故业；民以大困，或挈家流亡。迁鹤请于有司，就见耕地履亩定税，界外之人苏焉。其有德桑梓多此类。
卒，年七十六。着「易说」十五卷、「尚书私卷」一卷、「毛诗国风绎」一卷、「春秋纪疑」三卷、「春树堂文集」二卷。
子万策，康熙五十七年进士，官翰林院侍读学士；精研算术，有「馆阁丝纶」、「近道斋集」。万策从子亮世、孙科捷，并入翰林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