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法之不便，遂以吏部尚书、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。明年，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初，吕惠卿为先生所知，骤引至执政。洎先生再相，苟可以中先生，无不为也。会先生子雱卒，先生丐奉祠，以使相为集禧观使，封舒国公。又辞使相，乃以左仆射为观文殿大学士。元丰三年，改封荆国公，退居金陵，始悔恨为惠卿所误。哲宗即位，拜司空。明年，卒，赠太传。绍圣初，谥曰文，配享神宗庙庭。崇宁二年，配享文宣王庙。靖康元年，停文宣王配享，列于从祀。后又罢配享神宗庙，而夺其封爵。初，先生提举修撰经义训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官》，既成，颁之学官，天下号曰「新义」。（云濠案：荆公着有《临川集》一百卷、《后集》八十卷、《易义》二十卷、《洪范传》一卷、《诗经新义》三十卷、《左氏解》一卷、《礼记要义》二卷、《孝经义》一卷、《论语解》十卷、《孟子解》十四卷、《老子注》二卷。）晚岁，为《字说》二十四卷，学者争传习之，且以经试于有司，必宗其说，少异，辄不中程。先生性强忮，遇事无可否，自信所见，执意不。至议变法，而在廷交执不可，先生传经义，出己意，辩论辄数百言，众皆不能诎。甚者谓：「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。」罢诎中外老成人几尽，多用门下儇慧少年。久之，以旱引去。洎复相，岁余罢，终神宗世八年不复召，而恩顾不久衰云。（参《东都事略》。）
祖望谨案：靖康间，以龟山言不当配享，乃降安石于从祀。绍兴六年，张魏公独相，以陈公辅言，禁临川学。干道五年，魏元履请去荆公父子，不果。淳熙四年，赵粹中又言之。上以辅臣之言，谓前后毁誉虽不同，其文章终不可掩，但去王雱，而议升范、欧、马、苏，亦不果。
临川文集
仁义礼信，天下之达道，而王霸之所同也。夫王之与霸，其所以用者则同，而其所以名者则异。何也﹖盖其心异而已矣。其心异则其事异，其事异则其功异，其功异则其名不得不异也。王者之道，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，所以为仁义礼信者，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。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，则天下莫不化之也。是故，王者之治，知为之于此，不知求之于彼，而彼固已化矣。霸者之道则不然，其心未尝仁也，而患天下恶其不仁，于是示之以仁；其心未尝义也，而患天下恶其不义，于是示之以义；其于礼信亦若是而已矣。是故，霸者之心为利，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，其有为也，唯恐民之不见而天下之不闻也，故曰其心异也。齐桓公劫于曹沫之刃而许归其地，夫欲归其地者，非吾之心也，许之者，免死而已。由王者之道，则勿归焉可也，而桓公必归之地。晋文公伐原，约三日而退。三日而原不降，由王者之道，则虽待其降焉可也，而文公必退其师，盖欲其信示于民者也。凡所为仁义礼亦无以异于此矣，故曰其事异也。王者之大，若天地然，天地无所劳于万物，而万物各得其性，万物虽得其性，而莫知其为天地之功也，王者无所劳于天下，而天下各得其治，虽得其治，然而莫知其为王者之德也。霸者之道则不然，若世之惠人耳，寒而与之衣，饥而与之食，民虽知吾之惠，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广也，故曰其功异也。夫王霸之道则异矣，其用至诚以求其利，而天下与之，故王者之道，虽不求利之所归，霸者之道，不主于利，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，则天下孰与之哉！（《王霸论》。）
性、情一也。世有论者曰：「性善情恶。」是徒识性、情之名，而不知性、情之实也。喜怒哀乐好恶欲，未发于外而存于心，性也。喜怒哀乐好恶欲，发于外而见于行，情也。性者情之本，情者性之用，故吾曰：「性、情一也。」彼曰性善，无它，是尝读孟子之书而未尝求孟子之意耳。彼曰情恶，无它，是有见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恶，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。故此七者，人生而有之，接于物而后动焉，动而当于理则圣也，贤也，不当于理则小人也。彼徒有见于情之发于外者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于恶也，因曰「情，恶也」；「害性者，情也」，是曾不察于情之发于外而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于善者乎！盖君子养性之善故情亦善，小人养性之恶故情亦恶，故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莫非情也，小人之所以为小人莫非情也。彼论之失者，以其求性于君子，求情于小人耳。自其所谓情者，莫非喜怒哀乐好恶欲也。舜之圣也，象喜亦喜；使舜当喜而不喜，则岂足以为舜乎﹖文王之圣也，王赫斯怒；当怒而不怒，则岂足以为文王乎﹖举此二者而明之，则其余可知矣。如其废情，则性虽善，何以自明哉！诚如今论者之说，无情者善，则是若木石者尚矣！是以知性情之相须，犹弓矢之相待而用，若夫善恶，则犹中与不中也。曰：「然则性有恶乎﹖」曰：「孟子曰：『养其大体为大人，养其小体为小人。』扬子曰：『人之性，善恶混。』是知性可以为恶也。」（《性情论》。）
世之论者曰：「惠者轻与，勇者轻死，临财而不訾，临难而不避者，圣人之所取，而君子之行也。」吾曰：「不然。惠者重与，勇者重死，临财而不訾，临难而不避者，圣人之所疾，而小人之行也。」故所谓君子之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