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，《易》不可废象，明矣。由象学失传，汉儒区区掇拾凡陋，不足以得圣人之意，而王辅嗣忘象之说兴，至邢和叔则遂欲忘卦弃画，虽以近代巨儒继作，理学大明，而莫能夺也。（《忘象辩》。）
象有一卦之象，有一爻之象，或近取诸身，或远取诸物，或以六爻相推，或以阴阳消长而为象者，学者犹可求也。然有象外之象，则非思虑意想所能及矣，而况于立例以求之乎﹖李鼎祚缀缉于王氏弃掷之余，朱子发后出而加密，丁易东继之而愈详，圣人立象之妙终不可见。（《象思》。）
象学既明，则因象以得意，因意以得辞。阴阳消长有一定之几，上下贵贱有一定之分，善恶吉凶有一定之则，位之当者，孔子无由独言，其非卦与爻之小者，文王、周公固不谓之大，然后知三圣人之《易》，一而已矣。若舍象而求，则人自为《易》，不期于异而自异。（《辨同论》。以上《易说》。）
《春秋》有鲁史书法，有圣人书法，而近代乃有夏时冠周月之说，是史法与圣法俱失也。（《元年春王正月辩》。）
说《春秋》有实义，有虚辞。不舍史以论事，不离传以求经，不纯以褒贬疑圣人，酌时宜以取中，此实义也。贵王贱霸，尊君卑臣，内夏外夷，皆古今通义，然人自为学，家自为书，而《春秋》迄无定论，故一切断以虚辞。（《笔削本旨》。）
说《春秋》，须先识圣人气象，识得圣人气象，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说自然退听矣。其但以为录实而已者，则《春秋》乃一直史可修，亦未为知圣人也。（以上《春秋说》。
《易》象与《春秋》书法废失之由，大略相似，苟通其一，则可触机而悟矣。盖古者占筮之书，即卦爻类物取象，悬虚其义，以断吉凶，皆自然之理，乃上古圣神之所为也，文王、周公作《易》，特取一二立辞以明教。自九簭之法亡，凡簭人所掌者，皆不可复见，而象义隐微，遂为百世不通之学矣。鲁史记事之法，实有周公遗制，与他国不同，观韩宣子之言可见。圣人因鲁史修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游、夏不能赞一辞，则必有与史法大异者。然曰其文则史，是经固不出于史也。今鲁史旧文亦不可复见，故子朱子以为不知孰为圣人所笔，孰为圣人所削，而《春秋》书法亦为历世不通之义矣。（《易象春秋说》。）
六官所掌，皆修唐、虞、夏、商已行之事，虽有因革损益，或加详密，而大体不能相远，非周公创为之制也。古今风俗之事体不同，学者不深考世变，而辄指其一二古远可疑者，以为非圣人之书，此不难辨。独其封国之制，与《孟子》不合，则所当论。盖《孟子》所言，因殷之制，《周官》乃周家之制也。计武王兴周，殷诸侯尚千有余国，既无功益地，亦无罪削地，此当仍其旧封，百里之下为三等。如《孟子》之说，乃若周公、太公有大勋劳，及其余功臣，当封爵，与夫并建宗亲，以为藩屏，岂可限以百里之法哉！自当用周制耳。诸侯恶其害己而去其籍。是书当世学者鲜得见之，则周家一代之制，虽《孟子》亦有不能详也。（《周礼说》。）
祭法，虞、夏、商、周皆以禘郊祖宗为四重祭。周人禘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禘祭天地，以喾配，即圆丘方泽是也。郊祀上帝，以后稷配。建寅之月，南郊祀感生帝以祈谷也，四时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气也。祖禘喾以后稷配，尊始祖之所自出也。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，总配五天帝也。其后则祖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；宗武王于明堂，以配五帝。凡此，皆郑氏义也，故《周礼》《大司乐》注以圆丘、方泽、宗庙为三禘，盖天神、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为三大祭，皆五年之禘也。郊次圆丘，社次方泽，宗次祖，皆常岁所举之祭也。东迁，土蹙财匮，大礼遂废，所修惟郊社二祭，故圆丘、方泽二禘，传记亦罕言之，非浅闻所及矣。《周礼》有「祀天旅上帝，祀地旅四望」之文，天地主于一，故称祀；上帝、四望非一神，故称旅。肃欲以圆丘为郊，可乎﹖《司服》，王「祀昊天上帝，服大裘而冕；祀五帝亦如之。」既曰「亦如之」，则五帝之祀与昊天上帝非一祭矣。肃欲混之，可乎﹖《孝经》称严父配天，又称「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」；《易》《豫卦》曰：「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」上帝亦天神也。肃欲废五天帝而以五人帝当之，可乎﹖昆仑者，地之顶；神州者，地之中，皆天地之所交也。地示主昆仑、神州，非是设此二祭，乃求神于二处。大地神灵莫测，不知神之在彼乎﹖在此乎﹖故求之于彼，亦求之于此也。康成以方泽主昆仑，北郊主神州。北郊不见于经，误分为二，王氏由此并昆仑、神州为一祭，而遂以北郊为方泽，可乎﹖若郑氏知乐九变之祭为禘，而不言及喾，又以为禘小于袷，此则其失也。故断之曰，郑氏深而未完，王肃明而实浅。晋武帝，肃外孙也，故用其说，并方圆二丘而祀南郊，历代无所因袭，而《周礼》天神地示人鬼极盛之祭，遂为古今不决之疑矣。（《辩王肃说》。）
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，周人特为立庙而祭，谓之「閟宫」。君子以为，圣人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