且远矣。以臣观之，道犹百里之途也，今日则适六七十之候也。进于道者，不可以中道而废，游于途者，不可以中途而画，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，则适六七十里者，固所以为至百里之阶也。不然，自止于六七十里之间，则百里虽近，焉能以一武到哉！道无浅功，化行道者，何可以深为迂﹖道无速证，效行道者，何可以迟为远﹖惟不息则能极道之功化，惟不息则能极道之证效，气机动荡于三极之间，神釆灌注于万有之表，要自陛下此一心始。臣不暇远举，请以仁宗皇帝事为陛下陈之。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，康定之诏曰：「祗勤抑畏。」庆历之诏曰：「不敢荒宁。」皇佑之诏曰：「缅念为君之难，深惟履位之重。」庆历不息之心，即康定不息之心也；皇佑不息之心，即庆历不息之心也。当时仁祖以道德感天心，以福禄胜人力，国家绥静，边鄙宁谧，若可以已矣，而犹未也。至和元年，仁祖之三十三年也，方且露立仰天，以畏天变，碎通天犀，以救民生；处贾黯吏铨之职，擢公弼殿柱之名，以厚人材，以昌士习；纳景初减用之言，听范镇新兵之谏，以裕国计，以强兵力；以至讲《周礼》，薄征缓刑，而拳拳以盗赋为忧；选将帅，明纪律，而汲汲以西戎北狄为虑，仁祖之心，至此而不息，则与天地同其悠久矣。陛下之心，仁祖之心也。范祖禹有言：「欲法尧、舜，惟法仁祖。」臣亦曰：「欲法帝王，惟法仁祖。」法仁祖，则可至天德，愿加圣心焉。
臣闻，帝王行道之心，一不息而已矣。尧之兢兢，舜之业业，禹之孜孜，汤之栗栗，文王之不已，武王之无贰，成王之无逸，皆是物也。《三坟》远矣，《五典》犹有可论者，臣尝以《五典》所载之事推之。当是时，日月星辰之顺，以道而顺也；鸟兽草木之若，以道而若也；九功惟叙，以道而叙也；四夷来王，以道而来王也，百工以道而熙，庶事以道而康，光天之下，至于海隅苍生，盖无一而不拜帝道之赐矣，垂衣拱手，以自逸于士阶岩廊之上，夫谁曰不可！而尧、舜不然也，方且考绩之法，重于三岁，无岁而敢息也；授历之命，严于四时，无月而敢息也；凛凛乎一日二日之戒，无日而敢息也。此犹可也，授受之际，而尧之命舜，乃曰：「允执厥中。」夫谓之执者，战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谓也。味斯语也，则尧之不息可见已。《河图》出矣，《洛书》见矣，执中之说未闻也，而尧独言之，尧之言赘矣。而舜之命禹，乃复益之以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」之三言。；夫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，则其战兢保持之念，又有甚于尧者，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！是以尧之道化，不惟验于七十年在位之日，舜之道化，不惟验于五十年祝阜之时，读「万世永赖」之语，则唐、虞而下，数千百年间，天得以为天，地得以为地，人得以为人者，皆尧、舜之赐也。然则，功化抑何其深，证效抑何其迟欤！降是而王，非固劳于帝者也，太朴日散，风气日开，人心之机械日益巧，世变之乘除不息，而圣人之所以纲维世变者，亦与之相为不息焉。俗非结绳之淳也，治非画象之古也，师不得不誓，侯不得不会，民不得不凝之以政，士不得不凝之以礼，内外异治，不得不以《釆薇》、《天保》之治治之，以至六典建官，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礼曰教曰刑曰事者，亦无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穷耳。以势而论之，则夏之治不如唐、虞，商之治又不如夏，周之治又不如商。帝之所以帝者，何其逸！王之所以王者，何其劳！栗栗危惧，不如非心黄屋者之为适也。始于忧勤，不如恭己南面者之为安也。然以心而观，则舜之业业，即尧之兢兢，禹之孜孜，即舜之业业，汤之栗栗，即禹之孜孜，文王之不已，武王之无贰，成王之无逸，何莫非兢兢业业，孜孜栗栗之推也﹖道之散于宇宙间者，无一日息，帝王之所以行道者，亦无一日息。帝王之心，天地之心也，尚可以帝者之为逸，而王者之为劳邪﹖臣愿陛下求帝王之道，必求帝王之心，则今日之功化证效，或可与帝王一视矣。
臣闻，不息则天，息则人；不息则理，息则欲；不息则阳明，息则阴浊。汉、唐诸君，天资敏，地位高，使稍有进道之心，则六五帝、四三王亦未有难能者。奈何天不足以制人，而天反为人所制；理不足以御欲，而理反为欲所御；阳明不足以胜阴浊，而阳明反为阴浊所胜，是以勇于进道者少，沮于求道者多，汉、唐之所以不唐、虞、三代也欤！虽然，是为不知道者言也，其间亦有号为知道者矣。汉之文帝、武帝，唐之太宗，亦不可谓非知道者，然而亦有议焉。先儒尝论汉、唐诸君，以公私义利分数多少为治乱。三君之心，往往不纯乎天，不纯乎人，而出入乎天人之间；不纯乎理，不纯乎欲，而出入乎理欲之间；不纯乎阳明，不纯乎阴浊，而出入乎阳明阴浊之间。是以专务德化，虽足以陶后元泰和之风，然而尼之以黄、老，则鴈门、上郡之警不能无；外施仁义，虽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，然而遏之以多欲，则轮台末年之悔不能免；四年行仁，虽足以开贞观升平之治，然而画之以近效，则纪纲制度曾不足为再世之凭借。盖有一分之道心者，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；有一分之人心者，亦足以召一分之事变，世道污隆之分数，亦系于理欲消长之分数而已。然臣尝思之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