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以《易》言理，则日用常行，无往非《易》，此宜审所当务者也。（《读易》。）
孔子曰：「吾志在《春秋》。」孟子曰：「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。」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」盖方是时，王纲解纽，篡夺相寻，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权，于是约史记而修《春秋》，随事直书，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，而一王之法以明。所谓拨乱世而反之正，此其为志，此其为天子之事，故《春秋》无出于夫子之所自道，及孟子所以论《春秋》者矣。自褒贬凡例之说兴，读《春秋》者往往穿凿圣经，以求合其所谓凡例，又变移凡例以迁就其所谓褒贬。如国各有称号，书之所以别也，今必曰以某事也，故国以罪之，及有不合，则又遁其辞；人必有姓氏，书之所以别也，今必曰以某事也，故名以诛之，及有不合，则又遁其辞；事必有日月，至必有地所，此记事之常，否则阙文也，今必曰以某事也，故致以危之，故不月以外之，故不日以略之，及有不合，则又为之遁其辞，是则非以义理求圣经，反以圣经释凡例也。圣人岂先有凡例而后作经乎﹖何乃一一以经而求合凡例邪﹖《春秋》正次王王次春，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统诸侯，弒君、弒父者书，杀世子、杀大夫者书，以其邑叛、以其邑来奔者书，明白洞达，一一皆天子之事，而天之为也，今必谓其阴寓褒贬，使人测度而自知，如优戏之所谓隐者，已大不可，况又于褒贬生凡例邪﹖理无定形，随万变而不齐，后世法更深刻，始于敕律之外立所谓例，士君子尚羞用之，果谁为《春秋》先立例，而圣人必以是书之，而后世以是求之邪﹖以例求《春秋》，动皆逆诈亿不信之心，愚故私摭先儒凡外褒贬凡例而说《春秋》者集录之，使子孙考焉，非敢为他人发也。（《读春秋》。）
孟子生于周末，周室班爵禄之制，已不可得而闻，刘歆生于汉末，乃反得今所谓《周礼》六官之书，故后世疑信相半，如张横渠则最尊敬之，如胡五峰则最摈抑之。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说，则意周公曾立下规模而未及用。近世赵汝腾按「惟王建国，以为民极」数语，意周公作洛后所为，然亦不可考矣。惟程子谓有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意，然后可以行《周官》之法度。此为于其本而言之，学者明乎此，则不必泥其纷纷者。然窃意《周官》法度在《尚书》《周官》一篇，而未必在此书六典耳。今以先儒考订，聊笔其一二云。（《读周礼》。）
孔子之言，散见于经，不独《论语》也。他如庄、荀诸书，以及诸子百家，亦多传述，第记载不同，辞气顿异，往往各肖所记者之口吻，几有毫厘千里之谬。至《家语》，莫考纂述何人，相传为孔子遗书，观《相鲁》、《儒行》及《论礼乐》等篇，揆诸圣经，若出一辙。乃各篇中似尚有可疑处，盖传闻异辞，述所传闻又异辞，其间记载之不同，亦无足怪。或有竟疑是书为汉人伪托，此又不然。然尽信为圣人之言，则亦泥古太甚。夫去圣已远，何从质证﹖千载而下，傥有任道者出，体任微言，阐扬奥旨，与庄、荀及诸子百家所传述，节而汇录之，别为一书，其有功于圣门，匪浅鲜矣。（《读家语》。）
本朝理学，阐幽于周子，集成于晦翁。太极之图，易通之书，微晦翁，万世莫之能明也。肃襟庄诵之，为快何啻蝉脱尘涴而鹏运青冥哉！《通书慎动》一章，周子曰：「动而正曰道。」晦翁释之曰：「动之所以正，以其合乎众所共由之道也。」窃意慎动常有谨审之意，动而合乎正，是即为道，周子本意，恐亦止此。若谓合乎道，此动之所以正，是乃动而合乎道曰正，与动而正曰道，又成一意，恐因此而发明者耳。又《务实》一章，周子曰：「君子日休，小人日忧。」晦翁释之曰：「实修而无名胜之耻，故休。名胜而无实修之善，故忧。」窃恐小人未必知以无实为忧，果能忧其无实，是即君子之用心矣，何名小人。或者小人饰伪无实之心，自宜崎岖而多忧。《书》曰：「作德心逸日休，作伪心劳日拙。」周子之所谓忧，恐类《书》之所谓劳者耳。
孔子于性理，举其端而不尽言，或言之，必要之践履之实，固可垂万世而无弊。自心性天等说，一详于孟子。至濂、洛穷思力索，极而至性以上不可说处，其意固将指义理之所从来，以归之讲学之实用，适不幸与禅学之遁辞言识心而见性者，虽所出异源，而同湍激之冲，故二程甫没，门人高第多陷溺焉，不有晦翁，孰与救止！故二程固大有功于圣门，而晦翁尤大有功于程子。
本朝理学，发于周子，盛于程子。程子之门人，以其学传世者，龟山杨氏、上蔡谢氏、和靖尹氏为最显。龟山不免杂于佛，幸而传之罗仲素，罗仲素传之李愿中，李愿中传之朱晦翁，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学，故以晦翁继程子，而次龟山于此，以明其自来焉。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，其于佛学，殆不止杂而已，盖其所资者僧总老，其后横浦张氏又复资僧杲老，一脉相承，非复程学矣，故以上蔡次龟山，以明源流益别之自始焉。和靖虽亦以母命诵佛书，而未尝谈禅，能恪守其师说而不变；且高宗中兴，崇尚儒学之初，程门弟子，惟和靖在，故以和靖次上蔡，以明斯道之硕果不食，而程门之学，固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