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必一日用其力，反欲尽略《论语》二十篇，而独取一以贯之之章；又于此章节略忠恕之语，而径为一贯之说。且贯者，串物之名，而绳者，所以串物者也，必有物之可贯也，然后得以绳而贯之，必有积学之功、讲明之素也，然后得以理而贯之，故曰一以贯之。以云者，用此以贯之之名也，今直曰一贯，并与以之一辞而去之，是自成一贯也，所讲求已大不可，况可并去贯字，单出言一，《论语》本文，何尝如此！而天下亦安有此理哉！愚所谓读《论语》此章，最不可不审者，以此故也，惟吾徒其深省而懋明之。
子曰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也。」
古者，举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。耻者，谓言或过其行，则古之人以为深耻也。夫子此意，正欲学者讷于言而敏于行耳。盖理有自然，本不待言。四时行，百物生，天不待言，而有自然之运化；大之为三纲五常，微之为薄物细故，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准则。此夫子所以叹「天何言哉」，而谓「予欲无言」，其有不得已而见于问答者，亦皆正为学者躬行而发。凡今见于《论语》二十篇者，往往不过片言而止。言之非艰，行之为艰，圣门何尝以能言为事！自杨氏为我，墨氏兼爱，不力辩之，则行之者差矣，孟子始不得已而详于言。老氏清净，佛氏寂灭，不力辩之，则行之者差矣，韩子始不得已而详于言。高者沦空虚，卑者溺功利，不力辩之，则行之者差矣，周子、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详于言。周、程既没，学者谈虚，借周、程之说，售佛、老之私。向也以异端而谈禅，世犹知禅学自为禅学，及其以儒者而谈禅，世因误认禅学亦为儒学，以伪易真，是非瞀乱，此而不辟，其误天下后世之躬行，将又有大于杨、墨以来之患者，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说，必使先明义理，别白是非，然后见之躬行，可免陷入异端之弊。此其救世之心甚切，析理之说甚精，学者因其言之已明，正其身之所行，为圣为贤，何所不可！顾乃掇拾绪余，增衍浮说，徒有终身之议论，竟无一日之躬行，甚至借以文奸，转以欺世，风俗大坏，甚不忍言，文公所以讲明之初意，夫岂若是！然则，今日其将何以救此﹖亦在明吾夫子之训，而深以言之轻出为耻。其形于言也，常恐行有不类，惕然愧耻，而不敢轻于言；其见于行也，常恐不副所言，惕然愧耻，而不敢不勉于行，则言日以精，行日以修，庶几君子之归，而不至骎骎陷入虚诞欺罔之域，则可无负于文公知行并进之训矣。君子小人之分，决于言行之相顾与否，言行之相顾不相顾，又于此心之知耻与否，吾徒其可不加警省，而徒以多言为能哉！
东发日钞
《孝经》视《论语》虽有衍文，其每章引《诗》为断，虽与刘向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列女传》文法相类，而孝为百行之本，孔门发明孝之为义，自是万世学者所当拳拳服膺；他皆文义之细而不容不考，至晦庵疏剔了然矣。严父配天一章，晦庵谓孝之所以为大者，本自有亲切处，使为人臣子者，皆有今将之心，反陷于大不孝，此非天下通训，而戒学者详之，其义为尤精。愚按，《中庸》以追王大王、王季为达孝，亦与此章严父配天之孝同旨。古人发言，义各有主，学者宜审所躬行焉。若夫推其事之至极，至于非其分之当言，如晦庵所云者，则不可不知也。（《读孝经》。）
圣人言语简易，而义理涵蓄无穷，凡人自通文义以上，读之无不犁然有当于心者。读之愈久，则其味愈深，程子所谓：「有不知手舞足蹈，但以言语解着，意便不足。」此说尽之矣。故汉、唐诸儒，不过诂训以释文义，而未尝敢赞之辞。自本朝讲明理学，脱去诂训，说虽远过汉、唐，而不善学者，求之过高，从而增衍新说，不特意味反浅，而失之远者或有矣。至晦庵为《集注》，复祖诂训，先明字义，使本文坦然易知，而后择先儒议论之精者一二语附之，以发其指要。诸说不同，恐疑误后学者，又为《或问》以辩之。我辈何幸，乃获蒙成，敬受熟诵，体之躬行，庶不负先儒拳拳之意耳。近世辟晦庵字义者，固不屑事此；其尊而慕之者，又争欲以批注名家，浩浩长篇，多自为之辞，于经渐相远，甚者或凿为新奇，反欲求胜，岂理固无穷邪！（《读论语》。）
梁惠王问利国，孟子言利之害，而进以仁义之效；梁惠王问沼上之乐，孟子言独乐之患，而进以与民同乐；齐宣王问桓、文，则黜桓、文之无足道，而进以行王道；齐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，则反复言之，而使推此心保四海；及教齐、梁以王道，又皆归之耕桑孝弟之实，无非因其机而诱进之，晦庵《集注》，已各发其旨趣之归，辞意暸然，熟诵足矣。（《读孟子》。）
《毛诗》注释简古，郑氏虽以礼说《诗》，于人情或不通，及多改字之弊，然亦多有足以裨《毛诗》之未及者。至孔氏《疏》义出，而二家之说遂明。本朝伊川与欧、苏诸公，又为发其理趣，《诗》益焕然矣。南渡后，李迂仲集诸家，为之辩而去取之，南轩、东莱、止斋诸家可取者，视李氏为径，而东莱之《诗记》独行，岷隐戴氏遂为《续诗记》，建昌段氏又用《诗记》之法为《集解》，华谷严氏又用其法为《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