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人违者。况下令如流水之源，固民心之所欲也，王政之所本也。令先取一乡之田井之，其制定，其事便，其民悦，然后行之一郡。取一郡之田井之，其制定，其事便，其民悦，然后行之天下。天下之制定、事便、而民悦也，亦何异于乡郡乎！是天下之田可井也。事不劳者不永逸，欲长治久安而不于此图之，亦苟矣。唐太宗尝读《周官》之书，至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」，慨然叹曰：「不井田，不封建，不足以法三代之治。」人君负有为之才，操可致之势，其时又非难也。封建议而不行，井田知而不复，君子盖深为唐惜之。吾闻春气至则草木生，秋气至则草木落，生与落必有使之者矣，物莫知之也。故使之者至，物无不为；使之者不至，物无可为，上之人审其所以，使故物莫不为用。管、商之法，孰与先王之制﹖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，而齐、秦举国听之，其故又可知也。以先王之制使若管、商者为之，以纪人事，经地利，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，可均也，亦可井也。此无他，善操其所使而已矣。忠信之道，赏罚之柄，上之所以使也。（《井牧论》。）
（梓材谨案：井田之制，世儒多以为不可复行，然自横渠谓「治天下不由井地，终无由得乎」，是后朱子《井田谱》、夏氏《井田谱》、程畏斋《读书工程》并取之，合之此《谕》，可以互相发明矣。）
天下之势，穷则变。由治而趋乱者，其变易，虽一憸人坏之而有余；由乱而趋治者，其变难，虽合天下之智力为之而不足。由秦以来，天下之变量矣，议者莫不慨然欲追复先王之旧历。汉、唐千数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，此岂其势难而力不足哉﹖荀卿子曰：「法后王，一天下制度。」又曰：「法贰后王，谓之不雅。」盖卿有以启之也。自卿之论兴，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，凡可以变古者，莫不假秦之柄，奋其恣睢之心而为之，虽商鞅之刻薄，不若是之烈也。鞅废井田，止秦之土地；改法令，止秦之人民。而斯也，尊王为皇帝，举天下以为郡县，举天下不复有井田，夷其城郭，销其兵刃，人主之势孤立于上，而怨起于下，计无所出，益倒行而逆施之，燔《诗》、《书》以涂民之耳目，黜儒术以灭天下之口说，所守者，律令也，所师者，刀笔吏也。其变既极，其习既成，秦亡而汉承之。圣王之继乱世，扫除其而悉去之，崇教化而兴起之，此其几也。陈经立纪，以为万世法程，此又一几也。高帝以宽仁定天下，规模宏远矣，然未尝有一于此。其后贾谊言之于文帝，董仲舒言之于武帝，皆不能用。又其后王吉言之，而宣帝亦恬不以为意。观高帝命叔孙博士之言，令度吾所能行为之，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﹖奈何帝之自画如此，而群臣不足佐之！创业之君，后昆所取法，由是文帝有「卑之无甚高论」之喻，宣帝有「汉家自有制度」之语。当更化而不更化，当改制而不改制，一切缘秦之故，杂霸以为治。逮于中兴，光武以吏事责公卿，显宗以耳目为明察，文法密而职任违，辨急过而恩意少，虽从事儒雅，投戈讲艺，临雍拜老，有缉熙揖让之风，未能尽更化、改制之实也，故朱浮言罢斥之扰于前，陈宠建轻刑之议于后，建初之政，所以济永平之失也。之数君者，在当时号为贤主，且去古未远，而因陋就简，未尝取先王之法一试为之。为之而不效，舍之可也。不为而舍之，乌知其不可乎﹖盖其溺于所习者久矣。辟之戎人生于戎，夷人生于夷，少长所濡染者皆夷戎也，中国之礼义未尝接焉，虽知其美，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狄之俗。此岂其性殊哉！习固使之耳。古今之相去，何以异此！有能善变其习者，果孰御之﹖魏、晋之衰，天下之乱极矣。元魏起代北，其先土托后跋之裔也，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属也，与汉不侔矣，宜未易以礼法理也。而孝文迁都洛邑，挈其人民而居之，均田别里，崇祀建学，国人莫不有忤心焉，独排众议而咨之。王肃、李安世之流，释胡服而为冠带，绝北俗以事《诗》、《书》，王通氏曰：「中国之道不坠，孝文之力也。」岂不信乎！及隋之衰，天下又大乱，而唐承之。太宗却封伦之对，从魏征之劝，贞观之初，力行仁义，其为化也，得矣。制官以六典，制兵以府卫，制民以均田，制赋以租庸调，其为制也备矣。行之数岁，家给人足，行旅不赍粮，外户不待闭，方制四夷之外，太平之效可谓盛矣。故宋儒以为，由文、武之治，千有余岁而有太宗之为君。方之于汉，其宽仁孰与高帝﹖其玄默孰与文帝﹖其所以致此者，由其不惑于后世之论，能自拔于秦、汉之习也。向使孝文无卓然之见，必为之志，虽得中国，终于戎狄而止耳。使太宗有躬行之实，持世之佐，举唐之治，又岂殷、周之不若乎！故俗之不淳不患也，刑之不措不患也，功之不遂不患也，而患无必为之志，躬行之实，持之者未久也。惟圣为能尽伦，惟王为能尽制。三代之兴，其王皆圣人也，其所以为天下者，莫不本诸天理，要诸人心。大法之则大治，小法之则小治，苟以为远而莫之法也，其道固存，其意犹可识也。春秋讥变法而大复古，圣人岂好为异哉，惧后世不知有先王之法，故假笔削力争之，然犹惧不胜，况顺而下之，是犹决江、河而放之陆，势必胥溺而已耳。故余不责斯之不师古，而深悼况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