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道。」更以鲁斋。已遇杨与立，告以何北山基学于黄勉斋干，得朱氏之传，即往从之。北山授以立志居敬之旨，且作《鲁斋箴》勉之。自是发愤奋励，读书精密，标抹点检，旨趣自见，谓：「古人左图右书，后世图学几绝。」作《研几》七十余图，又作《敬斋箴图》。以日用从事，夙兴见庙。闭 阁静坐，子弟白事，非衣冠不见也。来学者众，其教必先之以《大学》。蔡杭、杨栋守婺，赵景纬守台，聘为丽泽、上蔡两书院师。理宗崩，率诸生制服临于郡。咸淳十年卒，年七十有八。国子祭酒杨文仲请于朝，谥文宪。（云濠案：《四库书目》收录先生《书疑》九卷、《诗疑》二卷、《诗目》四卷。）
鲁斋要语
三代以下所甚急者，富国强兵而已。富国强兵，必以理财为本，而儒者不屑为。夫理财而不用儒者，其害不可胜言矣。
世衰道微，学绝教舛，士气不振，风俗不淑，以士大夫体不立而急于用，借济时行道之言，以盖其富贵利欲之私心。
（梓材谨案：此下有二条，一移入《濂溪学案》，一移入《南湖学案》。）
苏氏以为，管仲智有余而德不足，亦过矣。当是之时，利欲汩没，人心已亡，其所谓知，亦即知得利欲一路，而于天理民彝，未尝知也。愚方病其不足，安得谓之有余！
陈恒弒其君，苏氏谓：「齐不与者半。以鲁之众，加齐之半，可克也。」此是以战国纵横之士待圣人也。圣人以大义告其君，岂以利害动其听哉！
寻乐之说，似觉求上达之意多，于下学之意少。窃谓，苟无下学之功，决无上达之理。朱子于此一段公案，固曰：「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，以至于欲罢不能，而既竭吾才，则庶乎有以得之。」吁！此千古不易之教，而传之无弊者也。
孟子之所谓自得，欲自然得于深造之余，而无强探力索之病，非有脱落先儒之说，必有超然独立之见也。举世误认自得之意，纷纷新奇之论，为害不少。且《集注》之书，虽曰开示后学为甚明，其间包含无穷之味，盖深求之于言意之内，尚未能得其彷佛，而欲求于言意之外乎﹖修道，指其当行之路也。明诚，指其当知之路也。知而后能行，行固不先于知也。
原其继善成性之初，理与气未尝相离也。推其极本穷源之义，理与气不可相杂也。于不可相杂之中，要见未尝相离之实；于未尝相离之中，要知其不可相杂之意，方谓纯粹峻洁，不悖厥旨。夫气者，性之所寄也；性者，气之所体也。舜之命禹曰人心，曰道心，此分理气而并言。《汤诰》曰降衷，刘子曰受中，此于性中独提理言，所谓性即理也。告子曰食色，曰生之谓性，此于性中独提气言，故曰不识性也。子思曰天命，则理气混然在中；曰喜怒哀乐，本乎气者也，特以其未发无所偏倚，故谓之中，此气而合理也。发而中节，亦气也，有理以帅乎其中，故发而能中节矣。古今之远，四海之大，人生消息变化之无穷，推其所以相生相克者，止于五行。五行，气也。五行之神，则仁义礼智之性也。性即天赋之理也，君子修之吉，小人悖之凶，此常理也。君子修之亦有时而不吉，小人悖之亦有时而不凶，此非常理也，变也。气之不齐也，故气有时而变，理则一定而不可易。学者当循其常而安其变，秉其彝而御其气，使理常为主，而气常听命焉，虽富贵贫贱夭寿之不同，而仁义礼智之在我者皆不得而泯，此自昔圣贤教人之要法。
自伏羲则《河图》，推一阴一阳之义，画出奇耦，皆因自然之势而生八卦。文王则《河图》，却因已定之卦，推其交合，乃求未画之图而《易》位置。《河图》者，先后天之宗祖乎！大禹得《洛书》而列九畴，箕子得九畴而传《洪范》。《洛书》之数四十有五，而《洪范》之经，推其事五十有五，与《河图》之数不期而暗合。箕子之传，又推而倍大衍之数。《洪范》者，经传之宗祖乎！
《洛书》之所以则《河图》者，何也﹖《洛书》以《河图》生成之数并位，此其大意也。以二四易置于东南，以七九易置于西北，此其妙机也。惟如是而后纵横相对皆十，于是阳居正而阴居偏矣。后天之所以则《河图》者，《河图》是逐位奇耦之交，后天是统体奇耦之交，惟四生数不动，以四成数而下上之，则耦在上而奇在下矣。「初一曰五行」以下六十五字，《洪范》也；「五皇极」以下六十四字，皇极经也。此帝王相传之大训，非箕子之言也。《洪范》五皇极居中，一六、二七、三八、四九相并，有并义焉；一九、三七、二八、四六相对，有对义焉。箕子所陈，事征相感，举一隅也；今三从一衡取义，亦举一隅焉。
《诗》三百五篇，岂尽夫子之旧﹖汉初诸儒，各出所记足之。夫子所删，容有存于闾巷浮薄之口者。乃以《二南》各十有二篇，两两相配，退《何彼秾矣》、《甘棠》于《王风》，而削去《野有死》。郑、淫奔诸诗，皆所当删也。
杜征南注：「隐公之元年，周王之正月。」明白有典矣。岂有鲁国之史，不用周正，而用夏正﹖是不奉正朔也。圣人义精理明，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