欲以岁月售功，其君与一时之人亦皆以岁月责之，所以有谤而无名，事不集而弊常在也。士诚知此，惟不求用为庶几耳。
《宰相世系》言「唐臣以门族相高」。案孟子称故国世臣，人材之用，必常与其国其民之命相关，治乱兴亡所从出，故叔向以栾、却降在皁隶，忧公室之卑。若夫志不必虑国，行不必及民，但自修饰进取为门户计，如汉韦、平之流，此叔孙豹所谓「世禄非不朽也」。俛而就下，遂为李德裕秖校台阁仪范、班行准则而已。
孔子系《易》，辞不及数，惟《大传》称「大衍之数」，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数。五行之物，满天下，触之即应，求之即得，而谓其生成之数必有次第，盖历家立其所起，以象天地之行，不得不然。《大传》以《易》之分揲象之，盖《易》亦有起法也。《大传》本以《易》象历，而一行反以为历本于《易》。夫论《易》及数，非孔氏本旨，而谓历由《易》起！揠道以从数，执数以害道，最当先论。
道家澹泊，主于治人，其说以要省胜去离。汉初尝用之，虽化中国为夷，未至于亡也。浮屠本以坏灭为旨，行其道必亡，虽亡不悔，盖本说然也。梁武不晓，用之，当身而失；唐宪、懿又出其下，直谓崇事可增福利，悲哉！
诃陵国治太子，与商鞅事同。古人勤心苦力，为民除患致利，迁之善而远其罪，所以成民也，尧、舜、文、武所为治也。苟操一致而已，又何难焉！故申、商之术命尧、禹曰桎梏。至秦，既已大败，而后世更为霸、王杂用之说，哀哉！
议论定而利害明，要自士大夫之心术始。
孔子讲道无内外，学则内外交相明。荀子言学数有终，义则须臾不可离，全是于陋儒专门上立见识，又隆礼而贬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此最为入道之害。扬雄言「学，行之上，言之次，教人又其次。」亦是与专门者校浅深耳。古人固无以教人为下者，雄习见后世陋儒专门，莫知所以学，而徒守其师传之妄以教人，以为能胜此而兼行者则上矣。近世又偏堕太甚，谓独自内出，不由外入，往往以为一念之功，圣贤可招而致，不知此心之稂莠，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。
荀卿所言诸子，苟操无类之说，其是非不足计，乃列攻群辩，至于子思、孟轲，并遭诋斥，谬戾甚矣！又好言子弓与仲尼并称。安有与仲尼齐圣，独为荀卿所私，而他书无见者﹖非妄则姑假立名字以自况耳。
谓「无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谓闇」，案穆王命太仆、左右侍御、仆从「无以便嬖侧媚，其惟吉士」，是则嬖者不吉，吉者不嬖也。
「强本而节用，天不能贫；养备而动时，天不能病；修道而不贰，天不能祸」。夫古人备是三者矣，其不贫、不病、不祸则曰「是天也，非我也」。今偃然曰：「是我也，非天也。」奉天者，圣人之事，今曰「我自致之」，是以人灭天也。
「全其天功，则天地官而万物役」。又曰：「大天而思之，孰与物畜而制之﹖」古圣人曰「则天」，曰「顺帝之则」，未尝敢曰「吾能官，使天地物畜而制之」也。
孟子言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」，而荀卿谓天子如天帝，如大神，盖与秦皇自称曰「朕」意同。
「礼者，养也，刍豢五味以养口」等语，则礼者，欲而已矣。
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。舜言「人心道心」，不止于治心。孟子始有尽心知性、心官贱耳目之说。盖辩士索隐之流多论心，而孟、荀为甚。
孔子未尝以辞明道，内之所安则为仁，外之所明则为学，学即《六经》也，至于内外不得异称者，于道其庶几矣。子思之流，始以辞明道，辞之所之，道亦之焉，非其辞也，则道不可以明。《中庸》未必专子思作，其徒所共言也。孟子不止于辞而辩胜矣。荀卿本起稷下，所言皆欲挫辩士之锋，怒目裂眦，极口切齿，先王大道，至此散薄，无复淳完。或者反谓其才高力强，易于有行。学者苟知辞辩之未足以尽道，而能推见孔氏之学，以上接贤圣之统，散可复完，薄可复淳矣。不然，断港绝潢，争于波靡，于道何有哉！
兵农已分，法久而坏，齐民云布，孰可征发！以畏动之意，求愿从之名，虽至百万，无不用寡。且井田丘乘，所以人人为兵者，天子不过千里，诸侯不过百里，其势无独免也。若以天下奉一君，而人人不免为兵，不复任养兵之责，则圣人固所不为；若以天下奉一君，而养兵至于百万，独任其责而不能供，则庸人知其不可。今自守其州县者，兵须地着，给田力耕；（是一说。）千里之内，番上宿卫，已有诸御前兵，不可轻改，因其地分募，乐耕者以渐归本；（是一说。）边关捍御，尽须耕作，人自为战，（是一说。）三说参用，由募还农，大费既省，守可以固，战可以克，不必慨慕府兵屯田，徇空谈而忘实用矣。
竭天下以养兵，此受病本根，所以末世之横敛，有加不已。
立节而不辨义，下者为利，高者为名，而世道愈降矣。
崔蠡「疏论国忌日设僧斋，百官行香，事无经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