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颜子之所独能，而凡孔氏之门，皆轻愠频复之流与﹖是孔子诬天下以无人也。盖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，始可以言好学，而一世之人，常区区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内而不获，如搰泥而扬其波也。呜呼！必若是则惟颜子耳。
天下之事变虽无穷，天下之义理固有止，故后世患不能述而无所为作也。信而好古，所以能述也。今之学者，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，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，则道终以不明。
徙义犹迁怒也，义则必徙以就之，怒则不迁以就之，其机一也。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于学，则以其学为道之病。
言勇至「不惧」而止。子路之勇，可以言无惧矣。然必兼仁与知，故「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」，虽伊、吕不能易。不然，则以独勇为子路之不得其死矣。
疏水曲肱、浮云富贵之说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所未有，盖是时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。
祖望谨案：《书》则无之，《诗》则已有之矣。
百圣之归，非心之同者不能会。众言之长，非知之至者不能识。故孔子教人以多闻多见而识之，又着于《大畜》之《象》。
礼教至周而大备。道盛仁熟之士，周已揖让周旋其中；初德偏善，亦皆有所依据，外不失人，内不失己。故孔子深惜礼之废，而欲其复行也。恭慎勇直，得于天者非不美，然有礼则以其质成，无礼则以其质坏。人非下愚，未有无可成之质，使皆一于礼，则病尽而材全。
「克复为仁」，举全体以告颜渊也，孔子未尝以全体示人，非吝之也，未有能受之者也。颜渊曷为能受之﹖能问其目故也。全体因目而后明。
世谓孔子语曾子「一贯」，曾子唯之，不复重问，以为心悟神领，不在口耳。岂有是哉！「一贯」之指，因子贡而麤明，因曾子而大迷。
孟子出而说齐、梁之君，几得政于齐。问答十数章，大抵逆来顺往，无问其所从，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后止，故孟子自谓：「人不足与适，政不足与闲，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，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，君正莫不正，一正君而国定。」夫指心术之公私于一二语之近，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远，迷复得路，涣然昭苏，宜若不待尧、舜、禹、汤而可以致唐、虞、三代之治矣。当是时，去孔子虽止百余年，然齐、韩、赵、魏皆已改物，鲁、卫旧俗沦坏不反，天下尽变，不啻如夷狄，孟子亦不暇顾，但言「以齐王由反手也」。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发，岂遂破长夜之幽昏哉﹖舜、禹「克艰」，伊尹「一德」，周公「无逸」，圣贤常道，怵惕兢畏，不若是之易言也。自孟子一新机括，后之儒者无不益加讨论，而格心之功既终不验，反手之治亦复艰兴，可为永叹。
尧、舜，君道也，孔子难言之。其推以与天下共，而以行之疾徐先后喻之，明非不可为者，自孟子始也。
周衰，天下之风俗渐坏，齐、晋以盟会相统帅。及田氏、六卿吞灭，非复成周之旧，遂大坏而不可收，戎夷之横猾不是过也。当时往往以为人性自应如此。告子谓「性犹杞柳，义犹桮桊」，犹是言其可以矫揉而善，尚不为恶性者。而孟子并非之，直言人性无不善，不幸失其所养，使至于此，牧民者之罪，民非有罪也，以此接尧、舜、禹、汤之统。虽论者或以为有善有不善，或以为无善无不善，或直以为恶，而人性之至善，未尝不隐然见于搏噬、紾夺之中，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几绝复续，不以毫厘秒忽之未备为限断也。予尝疑汤「若有恒性」，伊尹「习与性成」，孔子「性近习远」，乃言性之正，非仅善字所能宏通。通世学者，既不亲履孟子之时，莫得其所以言之要，小则无见善之效，大则无作圣之功，所谓性者，姑以备论习之一焉而已。
许行言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，饔飧而治」，虽非中道，比于刻薄之政不有间乎﹖孟子力陈尧、舜、禹、稷所以经营天下，至谓其「南蛮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」，词气峻截，不可婴拂。使见老子「至治之俗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音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」之语，又当如何﹖
「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，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」；「以德则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与我友」；「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」，疑皆执德之偏。
孔子但言伯夷「求仁得仁」，「饿死于首阳之下」。而孟子乃言其「不可与乡人处」，则无故而迫切已甚。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，而无乱亡之择，则曷为不度其君﹖案《书》，伊尹去亳适夏，武王观政之比，而传者以为五就。孔子言柳下惠止于「不枉道」，「不去父母之邦」。而孟子遂以为「与乡人处不忍去」，则诬辱已甚。夫孟子之称伊尹不几于所谓狂，伯夷不几于所谓狷，而柳下惠疑若乡原然者，疑亦未精也。
二戴记「孔子从老」事，礼家儒者所传也。司马迁记孔子见老，叹其犹龙；关尹强之著书，与《庄子》合。是为黄、老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词也。使果为周藏史，尝教孔子以故记，虽心所不然，而欲自明其说，则今所著者，岂无绪言一二辨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