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车及于蒲胥之市」，遂围宋，古今未有此比。是其国无一日不在兵，其兵无一日不可出也，民之穷于战■可知矣，然不亡而卒以霸。盖自是以后，世道当别论，前志不复可接续也。
「喜怒以类者鲜」，庶几哉！不迁怒之学矣。
分谤，后世所称以为美，然以伪为德，世道愈失。
「赤舄几几」，圣人之道也。临深履薄，贤者之事也。
穆姜所称四德，古人说《易》有此论，其义狭，不足以当《干》，孔子推明其义，乃《干》德也。
尹公佗事，考之《左传》，知有友而不知有君。战国所为仁义多如此，孟子不暇辨也。
子罕抶筑者，不受德，与却克分谤，意同义异。盖自君言之，则当先君后民；自民言之，则当先公后私，理各有所正也。
世禄不在不朽之数，然古亦未有无功德而世其禄者，学者要当德义为无挟而存耳。
晏子不亡，不死，不归，不从崔、庆歃，从容去就之际，然要为有走作处，而亦不足以则折乱臣贼子之奸心。
蘧伯玉「不闻君出，敢闻其入」二语，古人于事变之际少干涉，不惟功名之心薄，诚恐雅道自此而坏，后世则不然。
子产相郑，若止是施政子民，亦非难事。大要国体不立，如既坏之室，扶东补西，欲加修治，使之完美自立，固非旧之可因，亦非新之可革，裁量张弛，不用一法，其曲折甚难，故有思始成终如农有畔之论。
郑作丘赋，当由人多于地。若无故重敛，亦子产所不为也。然君子以变古为难，须更有商量，子产未免矜才，一向做下。
郑铸刑书，子产于扶补倾坏之中，必欲翦裁比次，自令新美。做到变古处，先王之政，遂不可复。治道固不能不与时迁移，然亦有清静宁民，可以坐消四国之患，使古意自存者，而为是纷纷，此老所以有感于周之末造，且欲并废其初也。
以晏子答齐侯问疾及梁丘据和、同二义考之，古人听言者，要是自己切近处，易有所觉，故进言者苟有动悟，则于政事反之不难。后世人主，本身去义理甚远，人臣止能就事开说，至其身过，则不复敢向迩，就使于事有所正，而其效固已薄矣。晏子所陈，犹是援证始末，孔子但言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」，简淡无执捉处，景公便深省解，然则非独晏子能言之功也。盖春秋以前，据君位利势者，与战国、秦、汉以后不同，君臣之闲，差不甚远，无隆尊绝卑之异，其身之喜怒哀乐，尚可反求故也。不然，则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，后世用之，其验殊少，反被迂拙之诮，曾不如就事开说者，犹能得其一二也。呜呼！君德不同若此，欲尽为臣之义，岂易言哉。
成鱄说《文王》诗与马、郑何远！所谓经生陋儒，非独秦火后有之也。
吴「始用子胥之谋」。孟子谓「服上刑」者，此之类也。
夫差虚内事外，轻用民力，亡形已成。子胥不知救正其本，而急于灭越以求霸。使越可灭，不二十年，要亦不免于亡。
宣王不藉千亩而料民，战国之风气已开。吉甫、方、召之徒，自相歌诵，得非新进骤起，以旦夕成功，旧人前辈所不与邪﹖故太子晋以与幽、厉同称，学者所当知。
《齐语》载管仲相齐，细考多不合。
四民未有不以世，至于烝进髦士，则古人盖曰无类，虽工商不敢绝也。
「诸侯之为，日在君侧，以其善行，以其恶戒」，晋人所言《春秋》也。「教之《春秋》，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，以戒惧其心」，楚人所言《春秋》也。然则晋《乘》、楚《梼杌》，当时战国妄立名字。
古之人君，不能从谏，其谏者，不加怒也。
祖望谨案：泄冶则以此死，亦未必尽然。水心特以之勉后之君耳。
左史倚相举卫武公语，当是时，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，不以聪明寄之佛、老，为善者有全力，故多成材。凡人庄不自定，老而自逸，是末世人材也。
孟子曰：「仁则荣。」又曰：「仁者宜在高位。」高、荣，仁之报也，而不能必高与荣。必高，是不可下也；必荣，是不可枯也。是以利诱人使为仁也，仁始病矣！
祖望谨案：孟子特以诱人为仁，然水心论却极正。
《国语》非左氏所为。
志学至「从心所为」限节者，非所以为进德之序，疑非孔子之言。由后世言之，祖习训故，浅陋相承者，学而不思之类也；穿穴性命，空虚自喜者，思而不学之类也。士不越此二途。
体孔子之言仁，要须有用力处。「克己复礼」，「为仁由己」，其具体也。「出门如宾，使民如祭」，其操术也。「欲立立人，欲达达人」，又术之降杀者。常以此用力，而一息一食无不在仁，庶可矣。
「见其过而内自讼」，足以入德矣。人能见其善而内自誉耳。
「不迁怒，不贰过」，以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