取司马温公编年之书，绳以《春秋》纪事之法，纲举而不繁，目张而不紊，国家之理乱，君臣之得失，如指诸掌。周、程、张、邵之书，所以继孔圣道统之传，历时未久，微言大义郁而不彰，为之裒集发明，而后得以盛行于世。《太极》、《先天》二图，精微广博，不可涯涘，为之解剥条画，而后天地本原，圣贤蕴奥，不至于泯没。程、张门人，祖述其学，所得有深浅，所见有疏密，先生既为之区别，以悉取其所长，至或识见小偏，流于异端者，亦必研穷剖析而不没其所短。南轩张公，东莱吕公，同出其时，先生以其志同道合，乐与之友，至或识见少异，亦必讲磨辩难，以一其归。至若求道而过者，病传注诵习之烦，以为不立文字，可以识心见性，不假修为，可以造道入德，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，借儒者之言以文佛、老之说，学者利其简便，诋訾圣贤，捐弃经典，猖狂叫呶，侧僻固陋，自以为悟。立论愈下者，则又崇奖汉、唐，比附三代，以便其计功谋利之私。二说并立，高者陷于空无，下者溺于卑陋，其害岂浅浅哉！先生力排之，俾不至乱吾道以惑天下，于是学者靡然向之。先生教人，以《大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为入道之序，而后及诸经。以为不先乎《大学》，则无以提纲挈领，而尽《论》、《孟》之精微；不参之以《论》、《孟》，则无以融会贯通，而极《中庸》之旨趣。然不会其极于《中庸》，则又何以建立大本，经纶大经，而读天下之书，论天下之事哉！其于读书也，又必使之辩其音释，正其章句；玩其辞，求其义；研精覃思，以究其所难知；平心易气，以听其所自得。然为己务实、辨别义利、毋自欺、谨其独之戒，未尝不三致意焉，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。从游之士，迭诵所习，以质其疑。意有未谕，则委曲告之，而未尝倦；问有未切，则反复戒之，而未尝隐。务学笃，则喜见于言；进道难，则忧形于色。讲论经典，商略古今，率至夜半。虽疾病支离，至诸生问辨，则脱然沈之去体。一日不讲学，则惕然常以为忧。抠衣而来，远自川蜀；文辞之传，流及海外。至于荒裔，亦知慕其道，窃问其起居。穷乡晚出，家蓄其书，私淑诸人者不可胜数。先生既没，学者传其书、信其道者益众，亦足以见理义之感于人者深也。继往圣将微之绪，启前贤未发之机，辩诸儒之得失，辟异端之讹谬，明天理，正人心，事业之大，又孰有加于此者！至若天文、地志、律历、兵机，亦皆洞究渊微。文词字画，骚人才士疲精竭神，常病其难，至先生，未尝用意，而亦皆动中规绳，可为世法。是非姿禀之异，学行之笃，安能事事物物，各当其理，各造其极哉！学修而道立，德成而行尊，见之事业者又如此。
刘刚中问黄直卿曰：「先生学有渊源，群弟子皆知之矣。比以古昔圣贤，未识到得何人地位﹖」直卿曰：「自洙泗以远，博文、约礼，两极其至者，先生一人而已。」「然则先生之学，其踵孔、颜乎﹖」直卿曰「然。」
刚中退，见李方子，问曰：「先生作《纲目》，愈于涑水《通鉴》。殆法《春秋》以立纲，法传文以着目与﹖」方子曰：「宏纲细目，实本《大学》三纲领、八条目，所以规制尽善，前此未有也。」
谢山《书朱子纲目后》曰：黄干尝谓《纲目》仅能成编，朱子每以未及修补为恨，李方子亦有「晚岁思加更定，以归详密」之语，然则《纲目》原未成之书。其同门贺善争之，以为《纲目》之成，朱子甫踰四十，而后修书尚九种，非未成者。又力言朱子手着。但观朱子《与赵师渊书》，则是书全出讷斋，本之朱子者不过《凡例》一通，余未尝有所笔削，是左证也。著述之难，即大儒不能无余论。雷同附和之徒，遂以为《春秋》后第一书，可谓耳食。苟或能成朱子之志，重为讨论，不可谓非功臣也，但必为蚍蜉所大骇尔！
李季札曰：先生游钟山书院，见书籍中有释氏书，因而揭看。先君问其中有所得否，曰：「幸然无所得！吾儒广大精微，本末备具，不必他求。」
陈北溪序《竹林精舍录》曰：先生寝疾，某每入卧内听教，谆谆警策，无非直指病痛所在。以为所欠者下学，惟当专致其下学之功而已。致知必一一平实，循序而进，而无一物之不格；力行必一一平实，循序而进，而无一事之不周。如颜子之博约，毋遽求颜子之卓尔；如曾子之所以为贯，毋遽求曾子之所以为一。其所以痛切直截之意，比之向日从容和乐之论，又不同。（以下补。）
又《答李贯之》曰：先生平日教人，「尊德性」、「道问学」固不偏废，而着力处却多在「道问学」上。江西一派，只是厌烦就简，偏于尊德性上去。先生力为之挽，乃确然自立一家门户，而不肯回。
又《答陈伯澡》曰：晦翁《论语》《孟子集注》及《大学》《中庸章句》、《或问》，时时修改，至属纩而后绝笔，最为精密。如《论语或问》着之丁酉，年已高矣，然后来置之不修，未得为成书。今细观之，时觉有枯燥处，亦多有不稳处，亦时有失之太甚处。比之《大学》《中庸或问》大不同。若以参订《集注》之所未详，则可矣，未可全案之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