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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梓材谨案：谢山所录《豫章问答》四条，其三条移入《附录》，此则分一条为两条。）
附说（补。）
学道以思为主。孟子曰：「心之官则思。」《书》曰：「思作睿，睿作圣。」「惟狂克念作圣。」佛家一切反是。
外于吾圣人之学者，申、韩、佛、老皆有书在，惟学者所决择也。
吾道当无疑于物。
祖望谨案：以上三条，见所赠延平诗注中，甚有关系，故附着于《问答》之后。
附录
仲素笃志好学，推研义理，必欲到圣人止宿处，遂从龟山游，抠衣侍席二十余载。
延平以书谒先生，其略曰：「先生服膺龟山之讲席有年矣，况尝及伊川先生之门，得不传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。性明而修，行完而洁；扩之以广大，体之以仁恕；精深微妙，各极其至。汉、唐诸儒，无近似者。至于不言而饮人以和，与人并立而使人自化，如春风发物，盖亦莫知其所以然也。凡读圣贤之书，粗有识见者，孰不愿得受经门下，以质所疑！侗之愚鄙，徒以习举子业，不得服役于门下。而今日拳拳欲求者，以谓所求有大于利禄也。抑侗闻之：『道可以治心，犹食之充饥，衣之御寒也。』人有迫于饥寒之患者，皇皇焉为衣食之谋，造次颠沛未尝忘也。至于心之不治，有没世不知虑。岂爱心不若口体哉﹖弗思甚矣。侗不量资质之陋，妄意于此。虽知真儒有作，闻风而起，固不若先生亲炙之。得于动静语默之间目击而意会也。」
延平曰：昔闻之罗先生云：「横渠教人，令且留意神化二字。所存者神，便能所过者化。私吝尽无，即浑是道理，即所过自然化矣。」（补。）
又曰：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，尽事亲之道，共为子职，不见父母之非而已。昔罗先生语此云：「只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。」了翁闻而善之曰：「惟如此，而后天下为父子者定。彼臣弒其君，子弒其父者，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！」（补。）
又曰：先生令愿中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，未发时作何气象。不惟于进学有方，亦是养心之要。（补。）
汪玉山与朱子书曰：罗丈语录中有可疑者，「不居其圣」与「得无所得」，「形色天性」与「色即是空」，难作一类语看。又「道不足以任之，故有典；典不足以治之，，故有刑」，此语如何﹖（补。）
朱子曰：仲素先生都是着实子细去理会。又曰：罗先生严毅清苦，殊可畏。
又曰：尝见李先生说：「旧见罗先生云：『说《春秋》颇觉未甚惬意，不知到罗浮极静后，义理会得如何。』某心尝疑之。以今观之，是如此。盖心下热闹，如何看得义理出﹖」
宗羲案：杨道夫言：「罗先生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作何气象，李先生以为此意不惟于进学有方，兼亦是养心之要。而遗书有云『既思则是已发』者，疑其与前所举有碍。」黄勉斋曰：「罗先生以静坐观之，乃其思虑未萌，虚灵不昧，自有以见其气象，则初无害说于未发。苏季明以求字为问，则求非思虑不可，此伊川所以力辩其差也。」朱子曰：「罗先生说，终恐有病。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，上蔡亦言多着静不妨，此说终是少偏。才偏，便做病。道理自有动时，自有静时，学者只是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，不可专 要去静处求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，不用静，便说平也。」案：罗豫章静坐看未发气象，此是明道 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也。盖所谓静坐者，不是道理只在静处，以学者入手，从喘汗未定之中，非冥心至静，何处见此端倪﹖久久成熟，而后动静为一。若一向静中担阁，便为有病。故豫章为入手者指示头路，不得不然。朱子则恐因药生病，其言各有攸当也。
百家谨案：《豫章年谱》谓政和二年壬辰，先生四十一岁，龟山为萧山令，先生始从受学。《宋史》亦云：龟山为萧山令时，先生徒步往学焉，龟山熟察之，喜曰「惟从彦可与言道」，弟子千余人，无及先生者。谨考《龟山全集》，丁亥知余杭，壬辰知萧山，相去六年。而《余杭所闻》已有豫章之问答，则其从学非始于萧山明矣。豫章之见伊川，在见龟山之后。伊川卒于丁亥。若见龟山始于壬辰，则伊川之卒已六年矣，又何从见之乎﹖先君子别有《豫章年谱订正》。
祖望谨案：朱子师有四，而其所推以为得统者，称延平，故因延平以推豫章，谓龟山门下千余，独豫章能任道。后世又以朱子故，共推之，然读豫章之书，醇正则有之，其精警则未见也，恐其所造，亦秪在善人、有恒之间。龟山之门，笃实自当推横浦，通才自当推湍石，多识前言往行当推紫微，知礼当推息斋。特横浦、紫微不能自拔于佛氏，为朱子所非，然其不背于圣人者，要不可没。而汪文定公所举豫章语录之失，则似亦未必能于佛氏竟脱然也，若因其有出蓝之弟子，而必并其自出而推之，是门户之见，非公论也。若延平所得，则固有出豫章之上者，愚故连而标之曰《豫章延平学案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