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忧之。夫耻之忧之者，何也﹖恐其德之有所不至也。圣人之德，固无所不至矣，然而常以不至为心，故仁矣而曰未足以为仁，义矣而曰未足以为义。是以有一物不被其泽者，圣人之耻也。其责己也如此，其待人也则不然。夫人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此三者之异，众人之所知也，圣人必曰「及其知之一也」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此三者之异，亦众人之所知也，圣人必曰「及其成功一也」。此所以引天下不肖者而为贤也。生而知者，不可以人人而求也，有学而能知者焉，有困而能知者焉，则与夫不学者异矣。是故进而一之于圣，使天下皆由困而知者亦可以为圣，而圣亦与我同类，如此则孰不欲知圣人之道﹖此所以为教也。安而行者，亦不可以人人而求也，有利而能行者焉，有勉强而能行者焉，则与夫不能勉强者有间矣。是故进而一之于圣，使天下皆由勉强而行者亦可以为圣，而圣亦与我同类，如此则孰不欲行圣人之道﹖此所以为教也。圣人所以待人者如此，而其责己者未尝不重也。子曰：「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！尧、舜其犹病诸。」又曰：「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杨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。」夫其仁足以博施济众，而犹以为病，此其所以责己也。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杨善，此其所以待人也。夫其责己也则为善而不足，其待人也则恐其不得为君子，二者皆出于其性，推之以治天下。圣人之道，未尝有过于此者也。夫子亦何为哉！知所以责己，知所以待人，则虽欲为尧、舜而无难也。
圣人不以己能而责天下之人，故择其近于中庸者而行之，曰忠恕。忠恕者，。所以为中庸也。何谓忠﹖曰：推己之心之谓忠。何谓恕﹖曰：如己之心之谓恕。夫圣人者，天下一人而已矣，众人之所不能为也。以圣人之所能而责众人，是率天下而为一人之行也。《记》曰：「圣人之制行也不以己，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。」故不为人之所不能，不行人之所不及，动则思天下之可法，言则思天下之可道，要以使人皆可以为善，此所谓忠也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」人常欲为君子而不欲为小人，此天下之情也。以己欲为君子之心而使人皆得为君子，以己不欲为小人之心而使人皆不为小人，此所谓恕也。仁义礼智四端之用，未有不由于忠恕之道而可行也。仁者过乎仁，圣人不以为能也。义者过乎义，圣人不以为行也。礼者过乎礼，圣人不以为教也。智者过乎智，圣人不以为法也。仁义礼智非独以善一人也，必使天下皆可以行之。不惟使天下皆可以行之，又将使后之人皆可以继之；如是而后可以为中庸之道。此所以贵乎忠恕也。故曰：「忠恕违道不远。」而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忠恕。」盖尧、舜、三代之治天下，与夫孔子、六经之道，莫不由于忠恕也。若夫以己能而责天下之人，此老、庄所以肆其放荡虚空之论而不能自反也。圣人者，为天下而言者也，故己可用而人亦可行。老、庄者，为一人而言者也，故己独可言而人不可用，是欲以一人之私论而率天下以行之也。其意曰：「治身者曷不为我之等贵贱，齐先死﹖治天下者曷不为太古之为无为，事无事﹖」是以言之而不可行也。圣人之言，其自为也过少而为人也过多，老、庄之言，其自为也过多而为人也过少，此其所以异也。老、庄之说如此，而好之者或以为治性之书，是不然。夫治性者莫如《中庸》，而乱性者莫如老、庄。故学《中庸》以治其性，则性可得而见也；学老、庄以乱其性，则性不可得而反也。惟不惑乎老、庄之言，则可与由中庸以入于尧、舜之道也。
（梓材谨案：《中庸论》五篇，谢山《学案》底本自为一帙，而未有所属。查朱氏《经义考》，先生有《中庸论》五篇，篇数适合，入之。）
华阳文集
古之士，与君言言使臣，与人臣言言事君，与幼者言言孝悌，与居官者言言忠信。自童子以至于成人，自洒扫应对以入于道德，学不陵节，教不躐等。有非其所问而问者，乡先生君子不以告也。譬如拱把之桐梓，长之养之，至于成材，无不适于用。如其未至而曰至，未能而曰能，则是贼夫人之子，非先王长育之意也。盖孔子之教曰：「文行忠信。」「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」孟子曰：「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。」其所教者皆以明人伦也。以孔子之圣，四十而始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虽曰知之，犹罕言之，性与天道，自子贡不得而闻，况其下者乎！近世学士大夫，自信至笃，自处甚高，未从师友而言天人之际，未多识前言往行而穷性命之理，其弊浮而无实，锲薄而不敦。虽然，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」，天下之大，岂无豪杰不待文王而兴者﹖然圣人之教，必为中人设也。比年以来，朝廷患之，诏禁申、韩、庄、列之学，流风寖息，而犹未绝。夫申、韩本于老，而李斯出于荀卿，学者失其渊源，极其末流，将无所不至。故秦之治，文具而无恻隐之实；晋之俗，浮华而无礼法之防。天下靡然，卒之大乱。此学者之罪，不可以不戒也。（《省试策问》。）
昔隋氏穷兵暴敛，害虐生民，其民不忍，共起而亡之。唐高祖以一旅之众取关中，不半岁而有天下，其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