语。《左传》襄十二年「同宗于祖庙」，注：「始封之庙。」「同族于祢庙」，注：「父庙。」然则宗远而族近也。政和中，大臣不学，以郡主为宗姬，以县主为族姬。又姬，周姓也，自汉初取为嫔嫱之号，已可笑；今乃以嫔嫱之号名其女，尤可笑。
汉藩王入继，必亲信本国之臣。霍光立宣帝，正以其无党。
国初钱王入朝，晋王以下皆欲留之，上曰：「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恶。」
啖助《春秋》作怪。
左氏非丘明。《论语》孔子所引，乃前世人，如老彭类。
仁宗时，番商没官，真珠入禁中，张贵妃乞和买得之。一日赏牡丹，贵妃以为首饰，夸同辈。上以袖掩面曰：「满地白纷纷地，更没些忌讳！」贵妃惭赧，起易之。乃大说，命人各簪牡丹。自是宫中不戴珠，珠价大贱。
公孙弘虽诈，其以卜式输财助边为非人情，以睚杀人而郭解不知为甚于知，此是弘长处。
曹操遗令，至分香卖屦，无不处置，无一语及禅代事，是直以天下遗子孙，而身享汉臣之名。温公偶窥破，有喜色。安世谓操生平事无不如此，夜枕圆枕，啖野葛，饮酖酒。
本朝名相，惟李公沆，诸臣上利害一切不行，而日奏四方盗贼水旱。在汉，惟魏相为然。后之为相者，喜变祖宗法度，恶闻天下灾异。
高辛迁阏伯于商丘，主辰，今为应天府，实我宋受命之地。迁实沈于大夏，主参，今为太原府。参、辰不相能，物莫能两大，故国初但谓河东为并州，不加府号。本朝初收河东，在戊寅年重午日，乃火土旺日。参水神，所忌，故克之。时宋兴已十九年。盛则后服，衰则先陷。靖康元年丙午岁重九日，太原陷，其属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。丙午为天水，故火最大忌；九为阳数之极，故太原以重九日陷。又渊圣为第九世，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，此《汉书》所谓阳九之厄、百六之会。
祖望谨案：此近乎京房、李寻、翼奉之说，元城未必作此言，恐是记者之附会。其谓太原以避应天不称府，尤不核，别有考证。又案：《宋史》谓元城卒于宣和七年，据此则误也。
卜世卜年，盖王孙满当楚问鼎，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，故史记王使王孙满设应以辞。
汉四家《诗》，各有长短。
《酷吏傅》，班氏不入杜、张。盖张汤之后，至后汉犹盛；班氏以张纯之故，并贷杜周。
汉武用兵，胜负皆以实闻，不为左右欺罔。
汉元封五年，初置刺史部十三州，分行郡国，秩六百石。而县令万户以上，秩反千石至六百石。然刺史权极重，按察六条，其五条皆谓二千石不法。秩卑则其人激昂，权重则能行志。至成帝绥和元年更名，秩二千石，其法隳矣！
唐制，诸道帅司兼观察之权，故藩镇擅权，无人纠举。本朝官制多循唐旧，独前宰执侍从为帅，监司得纠之，故不敢为非。
宗周镐京地方八百里，八八六十四，为方百里者六十四。雒京地方六百里，六六三十六，为方百里者三十六。合之是谓千里。平王东迁，方八百里者失之，仅六百里耳。襄王又以河内赐晋，其地益小。原为天子之邑，自不肯属晋，晋伐之，乃不美事，而《左传》反称之。熙宁殿试改用策，谓比诗赋有用。不知士人计校得失，岂敢极言时政，自取黜落﹖是初入仕已教之谲也。况登科之初，未见人材，及后仕宦，则材智声名君子小人贵贱分矣，不须试策以别人材。人主燕闲时，于其等辈广访备问，然后博记而审察之，天下自无遗才。
祖望谨案：谓不必于试策时别人材，则亦稍偏。谓试策教人以谲，则诗赋不教人以浮华乎﹖温公十科取士，亦何尝专用词赋﹖其谓人主当广访而审察，则至论也。
《新唐书》好简略，事多郁而不明。其进表云「事增于前，文省于旧」，病正在此！
汉所传《六经》，与今不同。如今《尚书》云「无教逸欲有邦」，王嘉奏封事曰「无傲逸欲有国」，恐傲字转写作教字。
萧望之傅元帝八九年，当深知元帝为人。及帝即位，欲逐恭、显，为其谮，帝至不省其为下狱。不知八九年间傅之者何事！
太宗尝飞白题翰林学士院曰「玉堂之庐」，此四字出《李寻传》。玉堂者，殿名也，而待诏者有直庐在其侧。李寻时待诏黄门，故曰「久污玉堂之庐」。英庙嗣位，乃撤去。及元丰中，有学士上言，乞摘「玉堂」二字榜院门，以为光宠，诏可。是以殿名名其院也，不逊甚矣！师古曰，玉堂在未央宫。又翼奉言文帝时无玉堂，则武帝所造也。
萧何治未央宫，高祖都长安之心方定。何之意深矣！
后生未可遽立议论，以褒贬古今。盖见闻未广，涉世浅也。孔子年六十三岁，始删定群经。
《文言》未必皆孔子之作。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，而襄三年穆姜言「元，体之长也」云云，时孔子未生。又左氏以解《随卦》，《周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