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舆者，不能异也。是书于两京十三司各郡邑中，皆以此为次第，从同者则以例附焉，所以便于考索也。
城邑、山川、关隘之属，有特见者，如专言某城某山是也；有附见者，如言某山而附以某山，言某川而复及某水是也；有互见者，如言某山而旁及于某川某关，言某关而旁及于某城某山是也。
《地理志》始于班固，最为雅驯。刘昭《补后汉郡国》，参入古今地名，为功不少，所惜微有缪误耳。《晋志》仅存郛郭，《齐志》略标形似。沈约《州郡》，详而未精，魏收《地形》秽而不备。《隋志》兼及梁、陈、齐、周，裨益颇多，而经纬未尽。刘句《唐志》略于天宝以后，欧阳氏略于天宝以前，功过不相掩也。《五代史·薛志》，曾见数条，较《欧志》颇胜。《欧志》无乃过略，与《宋志》详略失伦。辽金二《志》，《金志》差胜。明初《元志》缺漏，又在《宋志》之下也。是书参考沿革，大约本之正史，而他书所见，亦节取焉。虽然，秦汉城邑，其不可见于今者，盖什之二三。六朝以降，废置纷更，其不可见于今者，乃什之四五也。隋唐以来，边荒蛮落，时有兴革，其不可考者，亦什之一二矣。
从来沿革，有竟不入是书者。王莽篡汉，尽易天下郡县名号；侯景陷台城，契丹入汴，皆妄有改易之类是也。若夫晋弃中原，南北淆乱，州郡县邑，纷纭侨置，河南有广陵、丹阳之名，江渚有晋阳、太原之号；又疆埸战争，得失屡变，荒左依附，有无顿岐，循名责实，大都湮废。余力为考订，其引据不诬，义类可据者，悉为采入。至传闻互异，史氏浮靡史臣撰述，往往地属前朝，而讳从当代。如《晋书》《隋书》，皆讳虎为武，讳渊为泉之类，或地名相同而方域绝异，地名本异而里道正同，千里毫厘，未尝敢忽也。
古人著述，类皆慎重。《左氏传》析实白羽，夷实城父，慎之也。杜氏《释传》，或但曰鲁地、齐地，或竟曰地阙，不敢强为之辞也。盖寡陋之过小，缪戾之罪大。近世言方舆者，依据失伦，是非莫主；或一事而彼此相悬，一说而前后互异；称名偶同，漫为附会，传习不察，竟昧繇来；欲矜博洽之名，转滋缪戾之罪。余不敢妄为附和也。
方舆之书，自经史而外，彬彬成家者，魏晋以降，代有其人余辑《方舆书目》凡二卷，约千有余家。然自唐以前，传者绝少。由唐以迄宋元，可见者亦不过数家耳。《括地志》序于唐太宗，称其度越前载，然在宋时，已不可多得宋《崇文目》云：《坤元录》一本，即《括地志》。按杜氏《通典》，《坤元》与《简地志》并列，则非一书也。括，唐大历中讳曰简。其闻于世者，有江融、郑虔及贾耽之书，亦不可复见也。余尝读《元和志》，善其敷陈时事，条列兵戎，然考古无乃太疏。《寰宇记》自谓远轶贾、李之上贾耽、李吉甫，而引据不经，指陈多误。《纪胜》山川稍备，求其攻守利害则已迂。《广记》考核有余，而于形势险夷，则未尽晰也。《胜览》以下，皆偏于词章之学，于民物远犹无当焉。国家著作之材，虽接踵而出，大都取裁于乐史、祝穆之间，求其越而上之者，盖鲜也。
近代《一统》、《寰宇》、《名胜》诸志及《十三司通志》，余皆得见之。其天下郡县志得见者，十未六七也。局田野，无从搜集，间有已得其书，而时会且忤，未及采录，旋复失之者。故虽耳目流传之书，而阙略正不能免。虽然，形势详而名胜略如录衡山，而不载七十二峰之号；志太湖，而不及百渎七十二之名之类，中国详而四裔略，亦有边陲详而中土反略者。览者当得其大意，毋遽以闻见浅陋斥之，则几矣。
地利有错见于他条，而不载于郡邑之下者，有两说互异，而并存之者，疑以从疑也。
宋葛文康公曰：“记问之博，当如陶隐居，耻一事不知；记问之审，又当如谢安，不误一事。”世皆称胡氏注《通鉴》，见闻博而取舍精。然除口见于《水经注》，而误引蘧除水；万岁县见于《晋志》，而误改为延寿；他如永世未辨其在溧阳，定陵不知其近水。甚哉！著作之难也。要亦耳目偶遗，无关大故。余生而椎鲁，困穷失学，读书无多，自省多愧，偶有所见，误则正之，甚者削之，不敢妄为争辨，求胜于古人也。
高都、丹城，一城也，而误以为二。昭信、济阴、睢陵，一城也，而误以为三。云中、云州，胜州、东胜，夏州、灵夏，皆两地也，而误以为一。至于宛唐、死虎、虑、驴夷，字之讹也。居庸、翳翁，土军、吐京，声之变也。举一例余，类难悉数。每见近代诸志，一水一山，方位偶移，辄列为数处；千里百里，声称相似，则牵为一端。见闻日荒，义理日缪，安能与古人相上下乎？
六经而外，《左》《国》《史》《汉》，皆有诠释。古人散逸之书，见于古人援引者为多，是书悉为搜讨。至杜郑马三家之书，其言方舆，皆资采取，而杜氏尤长。王厚斋《玉海》一书，中所称引，类多精确。而《通释》一种，为功于《通鉴》甚巨，胡身之从而益畅其说，搜剔几无余蕴，余尤所服膺，故采辑尤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