吾尝考蒙古之用兵，奇变恍惚，其所出之道，皆师心独往，所向无前。故其武略，比往古为最高。彼岂尝求之于山海之图、里道之志哉？然则求地利于吾书，无乃犹是刻舟之见乎？吾虑举足动步，或将有碍焉者也。客其益广所闻，无过恃吾之书也已。”
总叙三
或曰：“审如子言，则乡导之于地利，重矣。然则子之书，其可废乎？”曰：“何可废也？孙子言：不用乡导者，不能得地利。然不得吾书，亦不可以用乡导。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辕也，东泛之不可以西楫也，此易知也。西北多山，而未尝无沮洳之地；东南多水，而未尝无险仄之乡，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。且夫一指蔽前，则泰山不见；十步易辙，则日景不分，使其惘惘焉。左陷大泽而不知，前入深谷而不悟，乃欲执途之人，而求其为乡导，乡导其可恃乎哉？何也？乡导用之于临时者也，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。平日未尝于九州之形胜、四方之险易，一一辨其大纲，识其条贯，而欲取信于临时之乡导，安在不为敌所愚也？是故先知马陵之险，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谋；先知井陉之狭，而后可以决胜赵之计。不然，曹瞒之智，犹惕息于阳平；武侯之明，尚迟回于子午。乃谓求地利于临时，而不求地利于平日，岂通论哉？是故途有所必由，城有所必攻，此知之于平日者也。欲出此途，而不径出此途者，乃善于出此途者也；欲攻此城，而不即攻此城者，乃善于攻此城者也。此知之于平日，而不得不资于临时者也。攻则攻敌之所不能守，守则守敌之所不能攻。辨要害之处，审缓急之机，奇正断于胸中，死生变于掌上，因地利之所在，而为权衡焉。此固大将之任，而非可问之于乡导者也。凡吾所以用多用寡，用分用合，用实用虚之处，既已灼然知之，而后博求之于乡导，从其可信，缺其可疑，以善吾地利之用。岂徒寄耳目于仆夫云尔哉？此吾书所以必不可废也，且不独行军之一端也。天子内抚万国，外莅四夷，枝干强弱之分，边腹重轻之势，不可以不知也。宰相佐天子以经邦，凡边方利病之处，兵戎措置之宜，皆不可以不知也。百司庶府，为天子综理民物，则财赋之所出，军国之所资，皆不可以不知也。监司守令，受天子民社之寄，则疆域之盘错，山泽之薮慝，与夫耕桑水泉之利，民情风俗之理，皆不可以不知也。四民行役往来，凡水陆之所经，险夷趋避之实，皆不可以不知也。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、锄强暴，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、理人民，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。”“然则孙子之说，固未当乎？”曰：“非也。孙子之言，固以地利者，行军之本；而乡导者，地利之助也。先知地利，而后可以行军；以地利行军，而复取资于乡导，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。凡吾所以为此书者，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。不先知之，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，任天下之事，举宗庙社稷之重，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，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，扼腕以至于死也。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，旁搜记载，规之正史，稍成一家之言，合为一十八部，分为百三十卷，藏之家塾，以俟来者。”
凡例二十六则
天下之形势，视乎山川；山川之络，关乎都邑。然不考古今，无以见因革之变；不综源委，无以识形势之全。是书首以列代州域形势，先考镜也；次之以北直、南直，尊王畿也；次以山东、山西，为京室之夹辅也；次以河南、陕西，重形胜也；次之以四川、湖广，急上游也；次以江西、浙江，东南财赋所聚也；次以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，自北而南，声教所为远暨也；又次以川渎异同，昭九州之脉络也；终之以分野，庶几俯察仰观之义与！
地道静而有恒，故曰方；博而职载，故曰舆。然其高下险夷、刚柔燥湿之繁变，不胜书也；人事之废兴损益、圮筑穿塞之不齐，不胜书也。名号屡更，新旧错出，事会滋多，昨无今有，故详不胜详者，莫过于方舆。是书以古今之方舆，衷之于史，即以古今之名，质之于方舆。史其方舆之乡导乎？方舆其史之图籍乎？苟无当于史，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，不敢滥登也。故曰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。
天地位而山川奠，山川奠而州域分，形势出于其间矣。是书以一代之方舆，发四千余年之形势，治乱兴亡，于此判焉。其间大经大猷，创守之规，再造之绩，孰合孰分，谁强谁弱，帝王卿相之谟谋，奸雄权术之拟议，以迄师儒韦布之所论列，无不备载。或决于几先，或断于当局，或成于事后，皆可以拓心胸、益神智。《书》曰：与治同道，罔不兴；与乱同事，罔不亡。俯仰古今，亦可以深长思矣。
禹平水土，主名山川。《职方》辨州，惟表山薮川浸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昔人谓其能言山川条列，得《禹贡》之意，班、范诸家所不逮。唐太宗因山川形便，分天下为十道。《六典》所载，犁然可观。是书亦师其意。两京十三司之首，皆列疆域、名山、大川、重险，俾一方之形势，灿列在前；而后分端别绪，各归条理，亦以详前人之所略也。
王者体国经野，于是乎有城邑。城邑定而方位列焉，缓急分焉，于是乎有山薮川浸。山川布而相其阴阳，察其险易，于是乎有关梁阻厄，为城邑之卫。自古及今，经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