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疏浚通流以杀水势。第人多狃于俗见，惟以弥漫之势为言，谓黄河为“神水”不可治，要在断然行之耳。近余具题议处黄河大计，亦荷谕允依拟施行矣。若夫今日徐、吕二洪，则在用黄河之水，由萧县出者，经小浮桥与闸河泉水合流共济焉，是皆于其要处致力如此。顾余以一得之见，因事制宜，辄乃自信，抑尝试之，若有验然。且以职务所关，不敢隐然，因并两河于此发之，以备高识远览之君子采焉。至于修建之详不多及。谨记。
总理河道题名记，于都御史湛撰，其略曰：
王者宅中图治，必挽天下财赋，以给经费。我朝始由海运，继由陆运，凡二变，乃改今河运。然地势中高，南北迤逦就下，乏水以济。济水伏流齐鲁，随地溢出为泉。泉在东郡凡二百八十有奇，各以近入汶、泗、洸、沂诸水，东流赴海。文皇帝命工部尚书宋公礼修复会通河，伐石起堰，东遏诸水，西注漕渠，南北分流。北流者会漳会卫，上接白河。南流者会河会淮，下接宝应、高邮诸湖，漕渠遂亘南北。浚泉以广其源，建闸以节其流，筑堤以防其溃决，列铺舍以通其淤浅，辟湖潴水以时其蓄泄，引水灌洪以平其险阻，备夫以供其役，铨官以司其事。董之以主事八，各有专职，临之以郎中三，各有分地，监司守令亦与有责焉。又以地广事剧，役众费繁，宗统不可以无人，乃敕差大臣一人总理于上，爰集众思以举群策。岁挽东南四百万石，万艘鳞次而进。时当盛夏，维扬迤北，乘风扬帆，南旺迤北，顺流放舟，既脱海运之险，亦无陆挽之劳。四方万国，五材百货，罔不毕集，民命获全，国计斯裕。文皇帝开济之功同于天地，诸臣弼成之迹要亦不可泯也。《禹贡》一书，记神禹治水之迹与典、谟、训、诰并列为经，昭示罔极。我朝前此效劳诸臣，水部分司各有题石，而总理大臣漫无所考，岂非缺典耶？嘉靖丁酉，予承乏是任，深用慨惜，乃构亭公宇之东偏。爰披往籍，录宋礼以下若干人，立石题名，而各（疏）［书］履历。其下仍虚左方以俟递书，庶后来者有考焉。或曰：“漕河之尽制以帝都之在燕也，前代都平阳，都关中，都洛阳，都大梁，并以黄河为运道，宁有此劳费哉？”曰：“是不然，夫东南以海为险，西北以山为险。溯海肆逆为难，而乘高犯顺为易。故西北世有夷狄之患。自辽左至甘凉六镇皆守山，外去中原千有余里，惟幽蓟一镇独守山内。中原内地与虏仅隔一山，而山复中缺，为虏所窥。安史之盗唐，契丹之盗晋，金元之盗宋，率由此首难。自昔有天下，而以此地属人，未有能久宁者。窃谓扼强虏而障中原，据上游而制六合，孔子复生，必从文皇帝之见矣。”曰：“都燕之利则既闻命矣，海运由浙西不旬日可达都下，较之河运费省而功倍，丘文庄《衍义补言》之详矣。近年言者亦多厌河运之劳，而欲举文庄之策，子顾极言河运之利，而欲侈诸臣之功示诸久远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海运之法，作俑于秦，效尤于元，祖宗已弃之策，三代以前未闻也。文庄计漂溺之米，而不计漂溺之人，故以海运为便，不知米漂而载米之舟、驾舟之卒、管卒之官，能独免乎？考之《元史》，至元二十八年海运漂米二十四万五千六百有奇，至大二年漂米二十万九千六百有奇。即如文庄言，每舟载米千石，用卒二十人，则岁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。此残虏之所忍于华人也，奈何华人亦忍于华人哉？河运之费，费于人，所谓人亡人得者，损上益下者。王者以天下为家，又奚恤哉？”曰：“海运诚不可复矣。今之河运，筑堤建闸，并以人胜，时不常泰，人不皆良，能保无意外之变乎？”曰：“变，不可保也，海，胡可蹈哉？今之黄河经行河南之祥符者，去卫河仅七十里，凿而通之，万夫一月之力也。议者徒以冲决为难。窃以为黄河之难，不难于海也。二道并设，而各从其便，常可也，变亦可也。是则可为也。”曰：“此尤不可之大者，先朝河决张秋，运道梗塞，凿数省之力，捐不赀之费，再历寒暑，乃克底宁。众方幸其南，子欲引之北，吾不知其何说也。如子之言，且将为运道忧矣。”曰：“今之黄河固古之运道也，昔固北行，而今始南迁也。民间舟楫往来如织，未尝一日废也。在古则宜，在今则否，在南则利，在北则否，在民则可，在公则否，在海则易，在河则难，吾亦不知其何说也。” 此不榖之见也，谨并志之。
重修兖州府河记，据乾隆《兖州府志》卷二十七“王廷〈浚府河记〉”校。［王都御史廷撰］
兖州府距城东五里，旧有坝曰“金口坝”。坝之上，西偏曰“金口闸”，俗所谓“黑风口”者是也。坝以堰沂、泗二水，导入闸口，抵府城东门，绕城南，复折而北，（径）［经］西门会阙党、蒋诩诸泉，西流七十里有奇，抵济宁东城外，绕而南与洸、汶水合。而东出天井闸者，曰“府河”，盖元人遗迹也，然非始于元也，后魏及隋实经始焉。今为漕河之益非细矣。府河与汶河合流以资转漕，总名曰“会通河”云。国初堰坝以土，岁役万夫，随筑随毁。成化中，工部侍郎乔公毅议修闸坝，均易以石而锢以铁，岁省劳费不可赀算，是后不（复）［烦］修治垂九十年矣。恒年山水疾激，坝石倾圮，而水行故道，积岁淤垫，渠遂廞浅，水发辄溢，弥原淹野，禾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