概。乃培桂概从删去，仅录其「内湖庄」一首；此则「潜园琴余草」中率尔之作也。郑仪部「禁米出口」一诗，词旨雅令，尝录之矣；「北郭园杂咏」亦属率尔之作。而培桂所赏如此，何足与言诗哉！
培桂于所续增者，但注云「据采访」、或云「据绅士采访」，而不标明何人所采，何以为征实之言。即此「采访」二字，不亦赘乎？
培桂称：「严志」较「郑稿」为详。惟义例有当酌定、事实有当更核者，今一一绪正。其中有精确之论，仍采入于篇云云。余按古人云：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余自知采访或有未遍，要惟慎重，愈觉可贵；宁阙无滥，岂必以多为贵乎？至于山川、规制、武备、人物，则竭力搜罗，不遗余力；与「郑稿」之仅撮郡乘塞责者不同。培桂谓义例当酌定，则不知所未酌者何处；谓事实当更核，则不知所未核者何在也？岂如培桂之前后易置、颠倒错杂，而后谓之核耶？据称一一绪正，则何不将所正者一一指出，使人心悦诚服乎！抑岂艺文必改为文征，即为绪正乎？谓精确之论仍采于篇；余按培桂虽将拙稿前后移置，实皆不出范围，然不注明据「严稿」、据「林稿」也，惟防海及田赋两议则标明林卓人之说。然拙稿反复抒论，至明且悉；所以不厌详核者，欲以动阅者之听，庶几见诸施行也。而培桂但撮数语，不明不白，果何裨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