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可张其焰耶？
节孝林春娘为淡水第一，余纪其事尤详，乃培桂删去大半。其末注云：「据郑稿」。查郑仪部卒后多年而戴逆作乱；传中所云「贼犯大甲，水道绝，氏祷雨立应」之事，岂仪部原稿所有耶？大抵此书本「郑稿」者不及十之一、二，本拙作者不下十之七、八，何以或注、或不注乎？
培桂于所续采吕氏现年仅四十四，恐未合例。
培桂记林祥瑞妾杨氏守节，称与温氏、陈氏一门三节，而不声明温、陈为谁妻、谁女；含糊如是，比类甚多。
培桂例言谓：史家志艺文，皆纪著述书目而已；若载文章，是选文、非志也。淡厅人文初启，著述难立专志。旧稿所载之文亦资者证，未可以不合志例而废之。今依章氏学诚「文史通义」之论，列为文征云云。豪按培桂此说，即其矫情示异、大言欺世之尤者也。夫向来志书之有艺文，则自「通志」、郡邑各「志」皆同，不自「淡志」始也。第视选手之能否；岂惟淡厅初起，欲资考证而设哉？文征即艺文之别名，有以异乎？培桂第引章氏「通义」之说以惑人，袭其名而不求其实，不过仍旧稿所载略以增减而已；果何异耶？且所云不合史家志例，亦非通论。盖古来史官修史，其名目容有异同；是故两汉、晋、唐谓之书，三国谓之志，五代以来谓之史。安得谓班、马是，而陈寿、欧阳则非乎？「盐铁论」即「食货志」、「礼乐书」即「律历志」，题目各殊，将孰是而孰非乎？即章氏文征之名，亦章氏所自创耳；曷尝本前人之志例乎？必谓纪书目为艺文志、载文章不得称艺文志，则如鲁之「春秋」但纪大纲，而后人之「十六国春秋」、「十国春秋」何以备载颠末也？「三通」内之「通志」，何以与今之各省通志体例不同也？地志有表，本袭史书中之名；而何以与「史记」年表殊也？史志列传，其源出于左氏，而列传但纪各人事实，与「左传」何以互异也？必谓既载书目、不可复载文章，则「史记」相如之赋，韦氏之诗，董、贾之对策，赵充国之奏疏，何以各载入传中而不可枚举也？总之，国史与地志，源同而流分；通志与郡邑各志，又各有大小之不同。是以史书艺文志，自纪著述书目，欲并收文章，则不胜其繁。地志专纪一方掌故，兼选文章以资者镜，亦义所不废；不必因淡水初辟，稍宽其例也。如必因淡水初辟之故，则湖北非新辟也？章氏「湖北通志」于政事、人物而外，别为文征，又何为耶？大抵艺文、文征之名既皆有所本，则各从所好，惟各识其职已矣。第不可徒袭其名、不求其义，务为岸异之说以饰智而惊愚耳。忆先君子撰「厦门志」时，观察周芸皋先生以章氏「文史通义」抄本见遗；又致书云：『章氏深于论文，特好为新奇之说，自辟门径；故所撰「湖北通志」以不慊于时，为后人所废』。观此，则章氏之得失长短可见矣。然章氏以文章悉归文征，未尝搀入他卷，尚能自守其藩篱；而培桂以文章杂厕各卷中，或有题目、或无题目、或以题目大书于前、或分注于后，其堪连类并入者又或置于文征中。夹杂如是，尚云依章氏之说，则所未解。
按淡水人文初兴，著书尚鲜。然如林氏占梅「潜园琴余草」十余卷、陈氏维英「偷闲集」、曾氏骧「尔云诗抄」，似皆可传；则何妨仿诂经精舍书目提要之例，姑录其概为淡水著述之权舆乎！
志书艺文，体例其有次序，宜先载奏疏，次书檄、文移，次论说、序记，而诗赋终焉；此定理也。乃培桂文征二卷，以蓝鼎元檄文纪载二篇冠于首，而以尹秦奏疏列其后；是何体也？若以年代为次，则徐宗干在陈淑均之后，何以列于前？范咸、孙元衡在杨廷理之前，何以处于后？不亦自乱其例乎！
培桂文征小序谓：旧稿大宽，当以淡水为断限。如全台总论之类，虽有关系，当入「府志」，不当入「淡水志」云云。此说是也。然拙稿所删者，邓传安「番社纪略」、「番俗近古说」，言淡水者祗十之一、二，宜节其要者附番俗之末；何以全录乎？郑兼才「山海贼总论」、徐宗干「变通船政书」、马克惇「东瀛载笔序」，即全台总论也。姚莹「台北道里记」，自大甲而、三貂岭而东数百言，与淡无与也；言防海急务状，系淡水者仅十之二、三：皆无庸全录也。「节录十七口设防状」，则宜入海防卷末为称也。至如拙稿例言十余则，欲删则全删可也；录之则宜全录，使阅者方知其用心所在，条理灿然，而无藏头露尾、举一废百之病。乃培桂仅节录数语，果何所见乎？
玉山在内山嘉、彰之交，距淡已数百里矣。培桂于周锺瑄「望玉山」诗，何暇录之？
夏之芳「记巡」、周锺瑄「番戏」、张湄「番俗」、「气候」、「槟榔」诸作，吴廷华「社寮杂诗」、范咸「赤瓦歌」、「槟榔」、「乌鱼诗」、孙元衡「裸人丛笑篇」、柯培元「生番塾番歌」、郑大枢「风物吟」，以上诸作宜入「府志」为是。培元二作尤佳，然非为淡水咏也。
林云村方伯「闻警戒严」、「登埤誓众」诸诗，英气勃发；余以有关时事，故亟登之。至吟咏园中景物，则美不胜收；严选数首，以见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