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云：“痛于某年某月某日，舍身殉难而亡，凡属孝弟忠信、礼义廉耻之士哀此讣闻。孤哀子丁日昌泣血稽颡，期服侄崇厚泣稽颡，护丧功服弟曾国藩拭泪拜。”张贴都中。天津殆遍。和成后，值文正生日，朝贵皆幸无事，在湖南会馆公开庆筵，召优伶演剧。湖南人颇不悦文正此事，作一诗曰：“笙歌嘹亮寿筵开，丞相登场亦快哉。知否黑龙江上路，满天风雪逐臣来。”用白纸写寸楷，伺文正将至，高贴戏台上。文正入见，满面羞惭，即出归，满座亦旋散。
论者谓文正功业虽高，而韬略不及林文忠远甚。夫法夷借行教以诱杀小儿，渺视中国，残虐吾民已极，斯时正曲在彼而直在我，声罪致讨，为有辞矣。倘文忠当此，必激励士卒之气，大张燮伐之威，使彼痛受创戳而去，以后不敢复如此猖獗也。或谓彼时夷船夷炮，俱不及今日之坚利，恐文忠当之，未必能操必胜之权。予曰：然则彼时夷人不甚强，文忠故能胜之，顾何以夷攻定海，攻乍浦，攻镇江，攻江南，势如破竹，无一敢抵御之者？岂非事在人为乎？况敌技虽精而益精，善兵者自更有别法以制之，断不致束手无策也。当文忠时，承平已久，人不知兵，然且以新练之卒，抗倔强之虏；今文正经百战之后，兵皆熟于行阵，名将又复如林。而卒以畏懦退缩示弱外夷。此一役也，实关华夷盛衰之大局，岂天欲荼毒中原，故不牖文正之衷耶？夫当咸丰末、同治初，东南有粤寇，西北有捻匪，有回匪，其和也，实无可如何也。若同治六七年以后，群寇俱平，正可乘百战兵威，并力外夷，使文忠膺兹重任，岂肯一日纵敌，为数世之患哉？然此皆焚毁教堂洋行之事也。
外尚有吾民与夷人互相争斗者。如同治十三年三月间，有宁波某在上海法洋行中供役，主人虐使之，身毙。宁波人不服，遂兴问罪之师，凡同乡糊口洋行者，概限二日辞去主人，会集某处。一呼十万人至，法夷颇惧。英夷恐激变，则各洋行必受焚毁之祸，勒令法夷，以凶手偿命，尽礼赔服，并厚恤死者家，如不允，即助宁波人与之战。凡夷人殴毙华人者，向为夷官袒护，不抵命，止圈禁九月，便释出，官府亦无奈之何。今法夷畏宁波人，复畏英夷助之，遂不敢复庇，真凶交出，杀以抵偿，馀亦一一如英夷所言，宁波人方许罢兵。盖自外夷扰中国以来，汉奸多广东人，次则宁波人。而一切交易通事与洋行洋船服役，皆赖此二处人之力。且平日伎俩若何，又早为所窥破。宁波人生心，必勾引广东人亦生心，便在中国立脚不住。故外夷最惧怕此二处人，不得不屈服也。
又宁波府有一会馆，曰四明公所，近法夷租界，法夷拟出银五十万两买之。今年三月间，托上海道蔡和甫玉成其事，以一月为期，蔡往向宁波首士说，不允，愠甚。私谓今日外夷势强，要挟皇上，索某某地方，即不敢不畀，何论此一府人，有何力量？到彼时，令法夷强据为己有可也。届期，法夷未得回音，以为事已说妥，即率人往拆其屋。宁波人骇然，邀数十人往阻之，法夷不问来由，即开洋枪击毙十二人，宁波人大怒，谓有业不能自主，动辄恃强伤人，尚复成何世界？遂如前法，招回各行乡人，并通知广东帮。广东人亦大怒，谓今日恃强拆宁波会馆，明日必恃强拆我广东会馆，此风万不可长，亦招回各行粤人。一呼而聚者十数万，预备洋枪大炮，攻击其洋行，与之对垒。凡法夷电线、电灯及各机器，尽行毁坏。一面围上海道署，声言先杀蔡道，再杀法夷。于是闭市六七日，轮船到岸，无人起货，岸上之货，无人送上船。诸夷慌乱，英人尤甚，遂出而极力讲和。宁波人谓非交出真凶十二人抵命，断乎不能和。苏抚闻之，恐酿成大祸，亟命聂方伯至上海劝解。聂初欲以官势压宁波人，法夷又恫喝总理衙门发电至上海，谓四明公所宜归法夷，所杀十二人即作罢论，以免启衅用兵。宁波人愈怒，谓皇上畏外洋，我辈不畏。今日无论政府不能强我，即皇上亲临，亦须与法夷生死一决，看其能胜我否。于是诸夷及官吏俱束手无策。而英国贸易最巨，尤恐开战后上海必踏为平地，一切资本俱化为乌有，则所失何止万万两之数？复百端向宁波人婉转劝导，谓所毁法人电器各项，实值银数十万，似足抵十二人之命，则此事可两作罢论。至于四明公所，法人不得再占，所拆毁处，令其赔修，处罚银一万二千两，分赡死者之家。而方伯亦存畏外夷之心，再从旁尽力劝解。宁波人见如此了结，尚不至十分无体统，且又却情不过，即得允答罢兵寝事。是役也，实由蔡道误成此祸，幸而和释，不然，战事一开，蔡首其先授矣。
蔡本洋行一买办，报捐道员，以善媚洋人，要挟朝廷指授此美缺。自抵任后，惟外夷之言是听，不敢一语牴牾，且恒恃其声势，抗衡上官。如春间江浙一带饥荒，米价骤涨，遂禁止不得贩买出洋。而蔡道胆敢私代倭夷购米一百五六十万石，运往其国。后经大吏查出，方奏参革职治罪。诸夷忽出面抗拒曰：“数十年来，为上海道者，无一人能通达中外情形，独蔡某智识高深知之。此人匪惟不可革治，并不可更动。如或更动，我辈即开兵端。”大廷闻而畏惧，竟不敢更动。然则黜陟之柄，亦为外夷所操，不能自主，此复成何政体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