巡捕，首戴一无缨凉帽，帽上安一兰结，身穿号衣，手执鞭箠，见有高声叫骂及两人斗打与挑秽物而过者，则以箠乱鞭之，虽头破身伤，在所不顾。见有便溺者，则执至洋行内，囚一房中，四围黑暗，下复秽湿，曰坐水牢，往往受其蒸郁之气而死。必与钱赎，或十元、八元、四元、二元，方放出去。巡捕见卖粉团人必无钱，始则鞭挞，继则拳挥脚踢，其人受伤重，倒在地，气息奄奄。见者皆不服，遂追巡捕，巡捕逃入洋行。须臾，聚至数万人，围其行。内一洋人放洋枪，众愈怒。有一十五六岁人，武艺甚精，身轻如鸟，带火种纵上洋屋，揭开屋瓦，放火而下，立时焚毁。凡镇江洋行，一齐围住，肆意焚毁。幸道府闻而即出，极力劝阻，仅焚去六七行。然而所失已百万，英领事衙门亦在内，所失较多。而镇江人恨犹未已，明日人数愈聚逾众，声言当烧尽洋行，杀尽洋人。自今不许在镇江开码头。内颇有能者主谋，知必报复，已预备战事。诸夷惧甚，初犹要挟通商衙门勅两江总督曾国荃赔银数百万，杀为首数十人，不从则调兵船至开战。九帅笑曰：“无故伤我华人，咎有所在，欲战则战，赔银则不能。”九帅威望素重，闻而愈惧。初，九帅阴命常镇道相机行事，可了则了之。而遇事往答赔银四万，诸夷遂借此允诺。幸其人未死，镇江人亦遂解散。自此诸夷约束巡捕，不敢如前猖獗矣。
大抵外夷敢挟制皇上官府，不敢得罪百姓。盖彼兵船不能长驻中国，又不能杀尽百姓，倘深其怨毒，则容存无地，交易无人，而且祸起仓卒，难以测度。故每逢百姓滋事，彼必退怯，不敢与较。沈公、刘公窥知此意，故皆借百姓以挟制外夷。独王公在湖南，一己之利害祸福太明，致畏避而去；其实彼时能坚然不动，终归无事，兼可得名矣。
又四川大足县教民猖獗已极，有余蛮子者，任侠之徒也，好平里党中不平之事。近村近县，遇事必推之为首，惟其言是听。余某遂倡议杀教民，一呼而起者数万人，皆苗蛮杂类，亡命之流。凡邻近教堂，尽行焚毁，入教之家，无男女尽杀之，并擒教头一名，乃法国贵官。法夷急甚，挟四川总督发兵前剿，救出此人。余某云：“官兵若来，先杀此教头祭旗，然后开仗。”法夷愈急，无计可施，即得托人往说和，愿出银赎回。余某云：“须立议字，以后不得复仇，并不得在此处行教，赎资须二万两方可。”法夷一一依从。于是，赎银议宇及教头，两面经通事交割清楚。教头放出，行至数十里外，忽有他党，若强盗者数百人，至曰：“此奇货可居也。”一拥擒去。法夷大怒，要挟官兵前进，志在杀尽此辈，以泄其愤。而此辈缚教头于旗竿上，立阵前，谓战则先杀之。法夷见而慄慄，官兵亦不敢动。闻现尚鹬蚌相持，未知将来如何了结，此亦一大快事也。
予观外夷与乡勇战必败，如广东榕树头一役，全军几覆，若无汉奸，则巴酋就擒。又如某一役亦败，某一役再败。叶名琛惟不许百姓与夷战，故被执辱。何制军惟不许福民与法战，故一败涂地。林文忠惟能鼓民助威，故英夷屡战屡败。然则百姓之义愤，固大可用也，患在大吏不善用之耳。最怪天津毁教堂一事，曾文正太无胆识，太示懦弱，末路声名，因之大损。
当同治庚午年，江南屡有控失小孩案，梅方伯重悬赏格，拿一匪者，赏银百两。某日，城外百姓数人，见二人在前，小孩数人随从，可离一二丈，其人行，孩子亦行，其人止，孩子亦止，颇疑之。遂喝曰：“拐子。”其人即走，因人多被擒，交官领赏。问官分开研鞫，其一五毒备施，不招；其一新入党者，供曰：“彼前日诱我为此，谓可得厚礼，拐一童，卖教堂内，可得银二十两。”问：“买去何用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“用何法拐？”曰：“以药成饼，路中见孩子，绐之食。其药香烈异常，孩子无不爱食，食后自然随来，不用捆缚。”问竟定案，一正法，一充军。
到处都有失去孩子者，而天津尤甚，百姓俱探知在教堂内。一日聚众千，焚其堂，杀洋男二人，洋女二人，皆寸割其肉而食。搜出孩骨无算。时陈国瑞在此主令，喝焚喝杀，其实无陈亦势所必为。而法夷受此伤，即调兵船至大沽口，谓不杀陈国瑞与为首数十人及赔修教堂，即开炮攻天津，再攻都城。直督崇厚闻而惧甚，朝右诸巨公亦皆忧惶无策。天津人独不畏，已聚数万人，预备与之战矣。适曾文正入朝，法夷畏其声望，不敢动。朝廷上下皆喜甚，谓可倚赖之以伸国威，天津人亦谓必能如林文忠，助百姓以制服法夷矣。孰知文正志怯气馁，恐一战不胜，则罪归一人，遂阴主和议。又不敢遽出诸口，知苏抚丁日昌多谲诈，奏调至天津办此事。丁遂扬言：“今日惟有和耳，万万不可战。”许法夷杀为首十八人抵偿，赔银八十万。惟力言陈不在内，不能杀；天津府知府张光藻，只可充黑龙江军，亦不能杀。盖太守颇右百姓，法夷初欲杀之故也。所杀十八人，皆死犯，许每人给银五百两，安养其家，买其认供。而十八人皆谓此乃义事，怡然就戮。自丁倡此议，文正力主其说，人无敢违之者，朝野大失所望。天津人初恨曾，后尤恨丁，出一讣状曰：“不孝男丁日昌，罪孽深重，不自殒灭，祸延显考某公。”下备列十八人姓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