尺越右手之寸为肾。肾水生木，故右手寸下之关为肝。肝木生火，故关下之尺为心。“其言又如此，则可谓惑于人而不察其理也。人禀天地之气，以生四体百骸，男女无不同者，岂独至于脉相反如此哉？窃尝考之；心，火也。火旺于南，故心之脉见于左寸。肚，木也。木旺于东，故肝之脉见于左关。肺，金也。金旺于西，故肺之脉见于右寸。脾，土也。土旺于四季，中无定位，寓于西南，故脾之脉见于右关。肾，水也。水旺于北，故肾与命门之脉皆见于左右尺。以人身而言，心与肺在膈膜之上，其气至清。肝与脾在脏腑之中，其气次浊。肾与命门在丹田之下，其气至沉。以五行之数而言，火数二七，金数四九，阳胜乎阴也。木数三八，土数三八，土数五十，阴阳相近也。水数以六，阴胜乎阳矣。故心与肺同居于寸，肝与脾同居于关，肾与命门同居于尺。然心、肝、肾，阳属也，故同居于左；肺、脾、命，阴属也，故同居于右。此自然之理，不可得而易也。《难经》所谓男子尺脉常弱，女子尺脉常盛，盖以男女阴阳有盛衰之别尔，岂谓脉之相反男女殊绝？上者下而左者右，十二时将安属？证何以察而治何以处乎？然则反此之说，其义何居？曰：《脉经》所言是已。《脉经》不言者，《素》、《难》未尝言也。《素》、《难》未尝言，《脉诀》何自而言之邪？纂之者务简而不精，申之者承讹而愈失。明于《难》、《素》、《脉经》者，必有审于斯。按：郑樵《通志。职官略》中载：”唐武德中关中多骨蒸病，得之必死，递相传染。许胤宗每疗皆愈。或谓曰：“何不著书以贻将来？‘答曰：”医乃意也，在人思虑。有脉候幽微，苦其难别，意之所解，口莫能宣，求之名手，唯是别脉，然后识病。病之于药，有正相当者，唯须单用一味，直攻彼病，立即可愈。今人不能别脉，莫识病源，以情意度，多用药味。譬之于猎，不知兔处，多发人马，空广遮围，或冀一兔偶然逢也。如此疗病，不亦疏乎？既不可言，故无著述。’“观刘、许二家之论，足征深于医学者，必以脉理为先，世有和、缓其人乎？请以此说质之。
◎鸣锣开道外官仪仗，有锣、有红帽、黑帽喝道役，皆《会典》所不载。《周礼。鼓人》：“以金镯节鼓，形如小钟，军行鸣之，以为鼓节。”镯，钲也。钲即今之铜锣。《正字通》：“筑铜为之，形如盆，大者声扬，小者声杀。”《乐书》有铜锣，自后魏宣武以后有铜钹、沙罗。沙罗即钞锣。《洛阳伽蓝记》：“于阗国王头着金冠，似鸡帻，头后垂二尺生绢，广五寸，以为饰。威仪有鼓、角、金钲，弓箭一具，戟二枝，槊五张，左右带刀不过百人。”唐《百官志》：“节度使掌总军旅，颛诛杀。初授，具兵仗，诣兵部辞陛。辞日赐双旌、双节，行则建树大纛，中官祖道，次一驿辄上闻。入境县筑节楼，迎以鼓、角，衙仗居前，旌幡居中，大将鸣珂，金钲、鼓角居后。”盖金声皆用于军旅，不知何时并入衙仗中。今则文武各员无不开锣矣。督抚出则十三击，司道十一，知府、丞、ヘ九，州、县七，各省皆然。武职视文职之品级相当者。至红黑帽，书籍不恒见。《潜确类书》云：“褚亮诗‘彤驺出禁中’，盖伍伯戴红帽以唱驺。”杨维桢《铜将军诗》：“高纱红帽铁篙子，南来开府称藩臣。”殆自唐以来即有之欤？若鸣驺驺唱，见于史册，舆隶唱，见于皮日休诗。则今之京师各堂官入署亦有皂役喝道，并不似外官之必用红黑帽也。
◎用致夫人《礼》不王不，成王赐鲁以天子礼乐于周公之庙而文王，故周公之庙亦称太庙。《僖八年》：“于太庙，用致夫人。”杜注：“致者，致新死之主于庙，而列之昭穆。夫人淫而与杀，不薨于寝，礼不应致。僖公迟历三行之，嫌异常，故书。”据此，《左氏》谓而致哀姜，毫无疑义。黄东发亦云：“先师谓哀姜之恶，僖公不敢致其主于庙，迟之八年，大举祭，因而致焉。《公羊》以为僖公娶楚女为嫡，齐女为媵，齐大先至，胁公立为夫人。不知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，僖娶于齐审矣。毛西河谓其不知何据，安得借大时杂行其礼？亦有断制。《梁》谓是立妾母成风为夫人。夫妾子为君，其母自应为夫人，母以子贵，何必再立（毛西河亦本杜氏《释例》）？宋萧楚《春秋辨疑》断为《梁》能得其实，盖本胡氏、孙氏、张氏、崔氏祖董、刘之说。而孙莘老谓：”《春秋》之法，祭祀失礼者，书其祭名。书曰“于太庙”，非所宜而也。圣人以不宜用、不宜致之辞，加之夫人之上，则夫人不足道也。《春秋》没去其姓氏，但书夫人，以谓凡夫人者皆不可也。‘直欲删去《三传》，自为立论，颇为武断。“浚师按：前此”夫人氏之丧归自齐“，不书姓氏，此之”用致夫人“，不书姓氏，亦同一例耳（杜氏云有阙文，不必从）。则哀姜之死也，书葬、书夫人、书小君，历历可验。今之祭，而致称夫人，亦犹称夫人氏也。或曰：”子不信《梁》是已，《成九年》：“夏，季孙行父如宋致女。’注：”女嫁三月，又使丈夫随加聘问，谓之致女。‘《公羊》以为公娶齐女，立为夫人，则书致夫人’，非与书‘致女’同乎？“曰：不然。”致女“者，送诣也。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