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则闽、广数处有警，祗随奉奏报，多不中窍，请于数处择其本贯知兵者二人，使为司属。彼有身家之虑，凡山川险易、将领勇怯、奏报虚实、功罪真假，可一问而即得，又安有揣摹遥度之患哉？此乃储养本兵妙策也。铨曹能如此留心，则夹袋中自不乏人，何至临时尝试，自知其不能胜，与明知其人之不克胜，而姑以侥幸，有同儿戏，真误国之尤也。然后知李赞皇筹边，楼虞雍公材馆录，真大臣谋国之良谟耳。
朋党大略
三代以前，无朋党。自汉之季，群贤以名节相激砺，互相题拂，品核公卿；而奄宦恶之，自为钩党，诛锄罗织，尽空朝野。然汉之党人，皆君子也。唐有牛、李之党，小人居多，相倾相轧，酿成白马清流之祸。宋以洛、蜀、朔分别门户，然皆君子。至王安石用事，务雠言者，惇卞三凶继之，立元佑党人碑，铸禹鼎以禁锢善类；至同文之狱起，而祸益烈矣。盖朋党之兴，每与国运相终始。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，岂不痛哉！国家自万历以前，未有党名，及沈文恭当国，以才自许，不为人下，惟喜巽顺而恶矫激，一时名流，如顾宪成、邹元标、赵南星、孙丕扬、高攀龙诸公，蹇谔自负，每与政府相抗。附四明者，言路亦多人，而钱梦皋、康丕扬最为无赖。宪成与攀龙，讲学东林，天下翕然宗之，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。
迨国本论起，一时诸贤，俱以伦序有定，蚤建为请，此亦一定之理，言者无可据以为功德者，亦何必指以为罪，而上以为有意援立，觊他年富贵，必欲自发之，而不使群臣参预。然初请不允，再请斥逐，后遂杖谴累累，即上慈爱无他意，而欲静议论，议论愈烦。政府诸公，惟山阴王家屏、归德沈鲤，与言者合力请，忤旨放归。一贯及申时行，王锡爵，皆以维持调护为名，未尝不婉转力恳，而心亦以言者多事，目为党人，斥逐不能救。时行性和平，所斥必旋加擢用，而一贯持权求胜，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。东林君子之名满天下，尊其言为清议，虽朝中亦以其是非为低昂。交日益广，而求进者益杂，始而领袖者，皆君子也；继而好名者、躁进者，咸附之。大抵所谓小人者皆真小人，而所谓君子者未必皆真君子；于是又群起而争，淮抚至廷辩是非。淮抚李修吾三才，家居三辅，年少早贵，所至有赫赫声。但负才而守不洁，多取多与，结交遍天下。宪成之左右，誉言日至、宪成信之，亦为推引。三才垂涎大拜，工部主事邵辅忠，首攻其短，与东林为难。然三才挟纵横之术，智取力驭，公论亦诎之，而东林以此召谤。
未几，有楚宗妖书之狱，楚宗讦王假，江夏郭正域为宗伯，知其详，颇右宗人，而一贯保全楚王，不欲穷究，与正域相迕，宗人愤愤，激成殴死楚抚赵可怀之祸。至妖书事起，一贯欲借以阱正域，并及归德，钱梦皋直攻之；至逮婢仆，掠治无所得。翰林贤者陶望龄、唐文献等，力解未允，赖司礼陈矩力持之以黜，生皎、生光蔽其狱，事乃得释。人言籍籍，一贯力辞去，时行、锡爵相继柄国，收采物情，渐获宁谧。又有东宫「挺击」一案，御史刘廷元专主风癫，而刑部主事王之寀提牢讯得其实，以为主使由戚臣郑国泰，举朝喧然。盖东宫侍卫萧条，何至使外人得阑入？肆慝诸臣危言之，使东宫免意外之虞；国戚怀惕若之虑，断断不可少，顾事连宫禁，则田叔烧梁狱词，亦调停不得已之术。两说者互相济而不必两相雠，乃廷元与韩浚辈恨之寀甚，于计典重处之，是何心欤？群言谣诼，置国事于不问。
万历末年，强敌颷起，经、抚不和。叶向高为相，专主调停，漫无裁断，以致辽阳、广宁，相继沦陷；国势岌岌，朝野震惊，福唐谢事佥人方从哲，潜通宫掖，独秉国钧，上若喜其无能也而安之；然政府不能持权而台省持之，于是齐、楚、浙三党并峙。齐则□诗教、赵与邦；楚则官应震、吴亮嗣；浙则刘廷元、姚宗文，称为当关虎豹，放弃天下贤人殆尽。
天启初，赵南星为冢宰，着四凶论以黜之。与总宪高攀龙、副宪杨涟、左光斗，吏都恒魏大中等，澄叙官方、肃清铨政，庶几太平复睹。而崔、魏擅权，阁臣魏广征以国柄授权奄，又有小人杨维垣、徐大化、阮大铖、倪文焕、邵辅忠等，一意掀翻，重理三案，罗织清流。义子、干儿，遍市羽翼，有五虎、五彪、十狗之目。于是，六君子、七君子皆不得其死。又造为天监点将等录，以芟除善类，天下汹汹。赖烈皇帝御极，次第伏法，定逆案以黜邪党，再见清明。而钱谦益热中大拜，一手障天，排挤同类；以致温体仁、周延儒有举朝皆朋党之说，耸激天听，不信于君从此始。自是群疑满腹，临朝兴叹，有积轻士大夫之心，思用内珰，用世勋，又用换授，即白衣游棍，乘间抵隙，迎上意以诋科甲，斥台省，谗说殄行，俨然领袖。天垣酿成猜忌壅蔽之习，国是诪张，贤奸倒置，驯至大败极怀而不可救，皆谦益把持营兢贻之祸也。
南都定鼎，谦益又不遵伦序，首创拥立潞藩之议。以致马士英邀功声罪，阁部史公，挈肘委柄不收。而马、阮鸱张，四镇跋扈，群小杨维垣、袁弘勋、张孙振附和之；绍述要典，频构大狱。黄澍遂挟左镇掩避贼之迹，露檄清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