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部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。
上初与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议建储，文臣惟金忠预，皆靖难时股肱也。武臣咸请立皇第二子高煦，谓其有扈从功，上不听。福等叩首请不已，终不听。遂召公预议。事定，然秘未发。明年，册仁宗皇帝为皇太子，封高煦为汉王，进公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。又明年，福等所议颇泄于外。高煦素不乐公，言于上曰：“藩府之旧无泄者，其缙泄之。”遂出公为广西布政司参议。又以李至刚言公怨望，改交阯。八年，入奏事。时车驾已出征北虏。至京师，见仁宗而归。车驾还，高煦言缙瞰上远出，觐储君径归，无人臣礼。遂征下狱。后三年，十三年三月，死狱中。 （杨士奇所撰解缙墓志铭。）
按：解缙所评十余人具以实对，各疏其短长。及云汉王高煦不宜过宠，致有异志。十余年后，上出前所评人以示士奇，人人不爽，而汉庶人果后有异图，可谓知人之明。而好尽言以昭人过，祸亦胎于此矣。厥后缙出参议，以李至刚言缙怨望改交阯，会高煦亦谤缙于上，遂下缙于狱，卒死狱中，此尽言之祸也。
太宗皇帝将巡北京，召吏部尚书兼詹事蹇义、兵部尚书兼詹事金忠、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黄淮、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讲杨士奇，谕之曰：“居守事重，今文臣中简留汝四人辅导监国。昔唐太宗简辅监国必付房玄龄，汝等宜识朕此意，敬共无怠。”四臣皆拜稽受命。其后，凡下玺书，论机务，必四臣与闻。时仁宗皇帝在东宫，所以礼遇四臣甚厚。而支庶有留京邸潜志夺嫡者，日夜窥伺间隙，从而张虚驾妄以为监国之过。又结嬖近助于内。赖上圣明，终不为惑。然为宫臣者，胥懔懔卼臲，数见拘系，虽四臣不免。或浃旬，或累月，惟淮一滞十年。 （杨士奇所书黄淮省愆集后。）
永乐十五年，车驾巡狩北京。仁宗皇帝在春宫，监国南京。凡南京庶务，惟文武除拜、四夷朝献、边警调发上请行在，若祭祀、赏罚，一切之务有司具成式启闻，施行事竟，令所司具本末奏达而已。
上既有疾，两京距隔数千里，支庶萌异志者，内结嬖幸，饬诈伪闻，一二谗人助于外。近禁之臣侍监国者，惴惴苟活朝暮间。赖上明圣，终保全无事。小人之计不能行，然其意不已也。会南京有陈千户者，擅取民财。事觉，令旨谪交阯。数日，念其军功贷之，召还。有言于上曰：“上所谪罪人，皇太子曲宥之矣。”遂杀陈千户，事连赞善梁潜、司谏周冕。既逮至，上亲问之，潜等具实对。上顾翰林学士杨荣等曰：“事固无预潜。”他日，又谕礼部尚书吕震曰：“事亦岂得由潜？”然犹未悉陈千户非出上命谪之也，两人者皆未释。有毁冕者，数言其佻簿放恣不可用。遂并潜皆死非命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。 （杨士奇撰梁用之墓碣铭。）
永乐癸卯五月，太宗皇帝微不怿，数日未出见群臣。仁宗皇帝在东宫，军国重务悉启闻施行。邪僻倾险之徒不得骋其私，咸所不便。赵简王时留北京，敬修孝弟。其护卫指挥孟贤等十数辈，潜结历官王射成等及内侍养子，共构邪谋，欲俟宫车晏驾，矫诏从中出，立简王而己得志焉。实秘不令简王知，盖虑不从即事败齑粉，而任其谋者护卫军王瑜姻家高以正。布置已定，高密以语瑜。骇曰：“奈何耳？为覆宗灭嗣计。”高不听，又涕泣戒之。高怒而虑其泄也，谋害之。遂格关入疏。上初疑其诈谖，曰：“岂应有是？”反覆诘难，众为瑜危。既捕贤等至，上亲问状，得其邪谋本末及所造伪诏。立诛以正、射成及内侍养子，升瑜辽海卫千户。后贤等皆伏诛。瑜诏还，又升锦衣卫指挥同知。历事仁宗、宣宗、英宗，官至左府都督佥事。 （杨士奇撰王瑜神道碑。）
礼部胡尚书濙尝云：“太宗命予使外。滨行，谕曰：“人言东宫所行多失当，南京可多留数日，试观如何，密奏来。奏所书字须大，晚至，我即欲观也。”予至于南京，旦晚随朝。敕免朝，辞以不敢。盖凡所见殿下所行之善，退则记之。如一日趋朝，勋臣某者语哗，侍从捶之，仍口奏。有旨，不问。既退朝，急宣侍卫者，赏钞若干锭。于是群臣皆言不显责大臣而旌禁卫，所以宽罪而愧其心，见殿下之明断。住稍久，邻居杨学士士奇曰：“公，命使也，宜亟行。”权辞谢之曰：“锦衣数种未完耳。”及至安庆，书回奏，令所从校尉给驿驴赍进也。” （水东日记。）
太宗巡狩北京，公预扈从，命兼行在礼部、都察院事。岁余，车驾亲征北虏，今上以皇嫡长孙留守北京，命公辅导。 （杨士奇所著黄淮墓碑。）
永乐十五年初，建北京宫殿，命都督薛禄董营缮。
四夷馆有八：曰西天，曰鞑靼，曰回回，曰女直，曰高昌，曰西蕃，曰缅甸，曰百夷，永乐中所设。
永乐十九年冬，储君自南京入朝，杨士奇等侍。北虏犯边，太宗皇帝将亲征。公言：“今边储不足，请遣将，无烦六师。”忤旨，罢官。仁宗嗣位，即日复公户部尚书。 （杨士奇所撰黄淮碑。）
太宗初临御，擢文学之臣七人侍从左右，任遇甚厚，公及士奇皆与焉。仁宗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