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靖时，都御史王廷相言：“古之君子，难进易退，宁自守以俟时，无宁毁道以求进，故足以康济世务，风励时俗也。今士风与此殊异，一登仕宦之途，即存侥幸之念。谄谀贿赂，无所不为。遇一官缺，必有数人竞争。于是京师有讲抢攘之谣，而廉耻扫地矣。夫恬静，君子也；奔竞，小人也。奔竞进，则恬静必退。由是以小人引小人，而朝无君子矣。其为世道不祥，莫大焉。”
嘉靖时，御史闻人诠言：“今时文体诡异己极。乞申饬天下，力崇古朴，其要在先责督学宪臣，次责场屋考校等官。”世宗报曰：“自后遇乡试，礼部必详阅试录与各生公居。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辞邪说者，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，黜其中式者为民。”
嘉靖时，建安王宸潚遣校尉张益赍奏至京，授之秘札，嘱以夤缘关通之谋，益藏奏牍中，遂误彻。御览，诏下法司逮问。于是礼科言：“近日各宗室章奏烦渎，多由奸徒拨置，营差入奏，厚赍金帛，潜住京师，例外比例，恩外乞恩，谋画万端，期于必得。往往借口关节，侵牟无算，欺蔽宗室，污辱朝士，请严为禁例。”世宗乃诏诸王，以后务自点检。戒谕宗室，敬遵祖训，一切事宜，必与令甲相合，方许遣奏。如有法外乞恩再三奏渎者，所司即劾奏之。具奏使事竣不还，延至半月以上者，捕治不贷。
嘉靖二十四年诏：“有司官贤否，止据抚按举劾，政体归一。今后总督清军巡关等官，止于专职，所属论列，不许一概混及。”
嘉靖时，都给事中叶镗言：“今之谈边事者，无出修边召募两端，然自有虏患以来，当事诸臣建议修边，耗费帑藏无算，而虏入不能捍御，虏退不能邀扼，边墙果足恃乎？沿边卫所，军有定额，皆计口给粮。军亡而额存，可以勾补；额虚而粮存，可以召补。今悉置不理，而徒以召募充数，尤为失策。请自今稍节修边冗费，为养军赏军之资；罢摆边军士，为哨探守堡之用。仍备查各边军原额之数，汰去老弱，简精壮者更代。则召募可无行，而边备自实矣。”
嘉靖时，给事中杨允绳言：“古者立郡县之等，明铨序之品，所以人与地相适。今宜剂量政务烦简，地方边腹，道里冲僻，列三等为铨除。中有请托规避者，痛加裁抑。至于履任后，人才地方或未相宜，又有出于铨拟所不及者，令抚按官奏报改调，则人才各适于用，铨拟渐趋于平矣，按选法莫善于此疏，莫不善于今之掣签。”
嘉靖时，户部尚书潘潢因镇巡官以召募新军疏请加饷，言：“国初，各边钱粮，取办民屯二种，马料取之采青牧放，岁有常供，未尝告乏。迩者民粮逋负，屯种废弛，而动请内帑。虚腹心以奉四肢，非完策也。乞行巡按御史先查各省起运钱粮，各卫所屯田子粒，别其积欠，严限催征。是后会计岁用，先尽民屯二粮，开中盐引及各税课等项，通融计算，裒多益寡。或有非常蠲减，方许奏发帑银。庶边臣奏讨之烦，非所虑矣。”
嘉靖二十九年，兵部侍郎王邦瑞言：“国初，京营劲兵，不减七八十万，而元戎宿将，常不乏人。嗣是三大营变而为十二团营，又变为两官厅，虽浸不初若，然原额军尚足三十万八千有奇。迄今承平既久，武备废弛，在营操练不过五六万人而已。户部支粮则有，兵部调遣则无。比者丑虏深入，守城出战，动称无军。其见在者，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，衣甲器械，取给一旦。臣以为卒伍之不足，其弊不在逃亡，而在占役；训练之不精，其罪不在军士，而在将领。今之提督武臣，多世胄纨绔，不闲军旅。平时则役占营军，以空名支饷，临操则四集市人，呼舞博笑而已。先年尚书王琼、毛伯温、刘天和辈尝有意整饬之矣，将领恶其害己，率从中阻挠；军士久习骄惰，辄倡流言。清理未半，复从中止。彫敝至极，我皇上亲见其害矣。宜差风力科道，通查十二营人马数目，取户部粮册参考，见在者必汰去老弱，逃亡者设法勾补，占役者悉征著伍，然后人给衣甲器械，加意练习。勿为群议浮言所摇，庶几营务可饬矣。”世宗以其疏陈积弊皆是，于是革去十二营两官厅名目，止用京营总兵官一员，以仇鸾为之，赞理军务文臣一员，以复祖制，以一事权。仍令兵部会官定议，兵部会议言：“京营之制，主训练在京官军，其始止合大小教场以训练五军将士而已。永乐初，立五军营，操练官军，专备征伐戍守之用，三千营司宝纛令旗，神机营司神枪火器，谓之三大营。五军、神机二营，俱有中军左右掖哨，五军营、三千营具有五司。至于千二围子手、幼官、殚忠等，又俱有营，附于五军营中，而各有司焉。时营无不知兵之将，将无不练之卒，然且有御前试验及按月开报之条，以赏罚惩劝之。所以兵休而不骄，兵用而不困。正统末，尚书于谦见五军营军士精壮老弱参处，就中挑选十二万，团操为十二营，立为奋武等名，以别其号。总以提督，以重其权。十二营内，莫不各有三大营。至于老弱，存留大营，遂为次拨，亦应变济时之权也。至正德，而东西官厅之制立焉。其法就十二营中挑选精锐，另设总兵参将统领，各边奏请，待报启行。是十二团营又为老家，而两官厅又为团营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