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有当速行者，即次第笔记，待旦发遣。朕非不欲暂安，但祗畏天命，不得不尔。朕言及此者，恐群臣以天下无事，便欲逸乐，股肱既惰，元首丛挫，民何所赖？”
太祖造观心亭成，亲临幸焉。时致仕学士承旨宋濂来朝，召而语之曰：“人心易放，操存为难。朕酬庶务，罔敢自暇自逸。况有事于天地、宗庙、社稷，尢用祗惕。是以作为此亭，名曰观心，致斋之日，端居其中，吾身在是，吾心即在是。却虑凝神，精一不二，庶几无悔。卿为朕记之，传示来裔。”
太祖谓韩国公李善长曰：“人君聪明虽得于天性，然于物理，必察识而后知；于人情，必谙练而后熟。设若临事不熟，骤然决断，恐未尽善。既行之后，自觉其非，急欲改之，妨事亦已多矣。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，欲以练习国政，恐听览之际，处置或有未当。自今诸司奏启，卿等二三大臣，更为参决可否，然后奏闻。”
太祖尝谓礼部臣曰：“《周书》有言：‘人无于水鉴，当于民鉴。’人君深居独处，能明见万里者，良由兼听广览，以达民情。胡元之弊，政专中书，凡事必先关报，然后奏闻。其君又多昏蔽，是致民情不通，寻至大乱，深为可戒。大抵民情幽隐，猝难毕达。苟忽而不究，天下离合之机系焉，甚可畏也。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，鉴得失于民，有见于此矣。尔礼部其定奏式，申明天下。”
洪武十二年春正月，太祖合祀天地于南郊，自斋誓至祭之夕，天宇澄霁，星纬昭焕，祥风庆云，光彩烨煜。太祖大悦，敕中书省臣曰：“凡有国者，必以祀事为先。祀事之礼，起于古先圣王，其周旋上下，进退奠献，莫不有仪。然仪必贵诚，而人心叵测，至诚者少，不诚者多，暂诚者或有之。若措礼设仪，文饰太过，使礼烦人倦，而神厌弗享，非礼也。朕周旋祀事，十有一年，见其仪文太烦，乃以义更其仪式。合祀社稷既，祀神乃歆。今合祀天地，而上下悦，若有肹蚃，答于朕心。尔中书下翰林儒臣纪其事，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。”
太祖御华盖殿，皇太子侍，谓曰：“尔看书，亦知古人为君之道否？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，其本在敬耳。人君一言一行，皆上通于天，下系于民，必敬以将之，而后所行无不善也。盖善，天必鉴之；不善，亦必鉴之。一言而善，四海蒙福；一行不谨，四海惟殃。言行如此，可不敬乎！”
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，曰：“君之于民，犹心于百体，心得其养，不为邪淫所干，则百体皆顺令矣。苟无所养，为众邪所攻，则百病生焉。为君者，能亲君子远小人，朝夕纳诲，以辅其德，则政教修而恩泽布。若惑于怜邪，荒于酒色，怠于政事，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。天下安得而治！”
●卷四
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，曰：“人主以明为治，而不自用其明，当取众人以为明。众人之见，必广于一人。故用天下之贤才以为治，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，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。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，欲治道之成，不可得也。”
太祖与侍臣论治身之道，曰：“人之害莫大于欲，欲非止于男女宫室饮食服御而已，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是也。然惟礼可以制之，先王制礼，所以防欲也，礼废则欲肆。为君而废礼纵欲，则毒流于民；为臣而废礼纵欲，则祸延于家。故修礼可以寡过，肆欲必至灭身。”
太祖谕中书省臣曰：“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，复其家，终身无所与。其居乡里，惟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，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。若筵宴，则设别席，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。如与同致仕官会，则序爵，爵同序齿。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，不次答礼，庶民则以官礼谒见。敢有凌侮者，论如律，著为令。”
国初伶人皆戴青巾，洪武十二年始令伶人常服绿色巾，以别士庶之服。
太祖观《武帝纪》，顾谓翰林侍臣曰：“人君理财之道，视国如家可也。一家之内，父子不异赀，其父经营储积，未有不为子孙之计者。父子而异赀，家必隳矣。君民犹父子也，若惟损民以益君，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，岂有是理哉？”
太祖尝与翰林待制吴沈论持身保业之道，曰：“安生于危，危生于安。安而不虑，则能致危；危而克虑，则能致安。安危治乱，在于能谨与否耳。”
太祖谓翰林侍臣吴沈曰：“人君治天下，进贤纳谏，二者真切要事也。真知贤者，能兴其国，何有不好？真知谏者，在于忠己，何有不纳？惟其知之不真，是以于己难入。若诚能好贤，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；诚能纳谏，则不待旌赏而谏者毕来。”
太祖谓侍臣曰：“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，操可致之权，赏罚予夺，得以自专。朕则不然，凡出一言，行一事，兢兢业业，惟恐上违天命，下拂人情。况赏罚予夺，国之大柄，一有爱憎忿戾于其间，则非大公至正之道。是以此心斯须不敢忽也。”
太祖尝谓皇太子、诸王曰：“吾持身谨行，汝辈所亲见。吾平日无优伶{执目}近之狎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