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大员，断无哓哓申辩之理；自当委曲以全大局。至于台之兵民，向所恃者，镇、道在也；镇、道得罪，谁敢上控大府、外结怨于凶酋乎？委员迫取结状，多方恐吓，不得不遵；于是镇、道冒功之案成矣！然台之人，固不谓然也；始见镇、道逮问，精兵千人攘臂呶呼，其势汹汹。达镇军惧激变，亲自拊循、婉曲开譬，众兵乃痛哭投戈而罢。士民复千百为群，日匍伏于大府行署，纷纷佥呈申诉者，凡数十起；亦足见直道自在人间也。覆奏已上，天子圣明，令解内审讯；寻绎谕辞，严厉中似犹有矜全之意，或可邀末减也！委员护解启程，当在五月中旬；大局已坏，镇、道又何足言！但愿委身法吏，从此永靖兵革以安吾民，则大幸耳。夫君子之心，当为国家宣力分忧，保疆土而安黎庶，不在一身之荣辱也。是非之辩，何益于事！古有毁家纾难、杀身成仁者，独彼非丈夫哉！区区私衷，惟鉴察焉。倘追林、邓二公相聚西域，亦不寂寞；或可乘暇读书，补身心未了之事，岂不美哉』！
——以上见原书卷十二。
辛亥、咸丰元年
诏雪达洪阿、姚莹冤
初，上在潜邸，即深知达洪阿、姚莹之冤。至是，诏告天下，有曰：『当时政府力排异己，如达洪阿、姚莹之尽忠尽力，有碍于己，必欲陷之』。于是台湾之狱大白，姚莹等寻起用。
——以上见原书卷十三。
庚申、咸丰十年
冬十月，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。
时各国交涉纷烦，军机处难以兼理，因议建总理衙门。奉上谕：『恭亲王等奏「办理通商善后章程」一折，均系实在情形，即照原议办理。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，着即派恭亲王奕诉、大学士桂良、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；并着礼部颁给「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」关防。应设司员，即于内阁部院、军机处各司员内满、汉挑取八员，即作为定额；毋庸再兼军机处行走，轮班办事。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，著作为办理三口通商大臣，驻扎天津，管理牛庄、天津、登州三口通商事务，会同各该将军、督、抚、府尹办理；并颁给「办理三口通商大臣」关防。其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及内江三口、潮州、琼州、台湾、淡水各口通商事务，着江苏巡抚薛焕办理。新立口岸，惟牛庄一口归山海关监督经管；其余登州各口，着该督、抚会同崇厚、薛焕派员管理。所有各国照会，随时奏报，并将原照一并呈览；一面咨礼部转咨总理衙门，并着各该将军、督、抚互相知照。其吉林、黑龙江中外边界事件，并着该将军等据实奏报，不准稍有隐饰』。
——以上见原书卷十五。
乙丑、同治四年
以两江总督兼理南洋大臣。
南洋自五口通商，外洋麇集，换条约诸事，交涉纷繁。咸丰八年，曾颁钦差大臣关防，或归两广总督、或归两江江苏督抚兼管；是年始定归两江总督专责，于是有「南洋大臣」之称。每年额拨南洋经费，洋税项下，江海关二成，粤海、山海、浙海、闽海沪尾、打狗二口（二口在台湾）各关四成；华税项下，分解一半，照四成例算；并派各省厘金项下，江苏、浙江各二十万，湖北、广东、福建、江西各十五万协济南洋，筹办海防及添制船炮、军械之需。
丙寅、同治五年
冬十一月，以沈葆桢总理福建船政。
时讲求海防，力图自强。闽浙总督左宗棠因请创立船政，派重臣总理。上命沈葆桢总司其事，专折奏事；先刻木质关防印用，一切事宜及需用经费，均与英桂、吴棠、徐宗干等商办。时葆桢方丁忧在籍，以材非其任，力辞；不许。
丁卯、同治六年
六月，沈葆桢入船政局任事。
沈葆桢既力辞船政不许，左宗棠奉命西征，复再三敦劝；葆桢犹屡辞，终莫获请。至是服阕，不得已，起任事，犹举「七难」入告。称『臣之材望，迥非左宗棠比，而所处之地又各不同。洋人性善疑，非其素所信服之人，动生疑忌。日意格、德克碑久隶左宗棠麾下，其公忠果毅亲见之而习知之，固宜为之尽力；臣于二将无一面之识。其难一也。轮船经费与别项军需不同，稍不应手，便碍大局。其难二也。绅，受治于官者也；为所治者忽然与之并列，其势必争。其难三也。官之于民，有分以相临；故威则知惩、恩则知劝。绅与士民等耳，恩威俱窒。其难四也。欲速则不成，惜费则不成。其难五也。外国可法之事无多，而制器之工实臻神妙，其人非有聪明绝异之质；但此精益求精、密益加密，不以见难自阻、不以小得自足，此意正自可师。内地工匠专以偷工减料为能，用意即已迥别；故不患洋人教导之不力，而患内地工匠向学之不殷。非峻法以驱之、重赏以诱之，不足以破除痼习。其难六也。日意格、德克碑功成之日，既获厚利、又得重名，名利所归，妒之者众；求分其利、求毁其名，皆在意料之中。稍涉湤移，则前功尽弃。左宗棠威望足以镇之，非臣所能及。其难七也。具此七难，何敢轻率从事！惟念时事多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