权的保护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，尤其在《金瓶梅》问世之前，勿论话本小说，抑是章回，很多来自民间原有的口头流传，何人原创？何人加工？几乎难以考索。若是知名的作者，往往只是后来居上在别人已有的努力成果下，收编缀集，整理加工而已。[69]究其根柢，实非完全出于作家自己虚构原创的心血，所以抄来抄去，也没人出来抗议。何况当日小说之地位不像今日的崇高，作者躲之唯恐不及，何敢公开站出来承认该书是由自己创作[70]，为自己争取著作权益，于是造成海盗板的普遍存在。此等情古往今来，中外皆然，非独中国所特有。最不名誉者莫过于利用尸积余气，仿冒名牌，篡改原书，还把自己的名字冠于新刊本上，并大作广告，大声疾呼自己出版的才是真正的原书，藉以欺骗消费群众。或者假借名公巨卿以及大作手的名器，号称该书经过李卓吾等名家的评点[71]，事实只是三家村学究的涂鸦而已。
再者，从一些书籍的题记，也可约略看出当日出版界翻版盗印的猖獗，使一些书坊不得不以半恐吓的口气明注在版木封面或牌记上。如《皇明文隽》八卷卷末题：「师俭堂萧少渠依京板刻」，封面题「师俭堂萧少渠领绣」，又朱记云：「陈衙发锓《皇明文隽》、、、敢有翻刻必究。」而其另刻的《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二卷、附释义二卷、蒲东诗一卷、钱塘梦一卷》扉页内题：「内仿古今名人图书，翻印必究。」凡此，在在说明了师俭堂的主人特别注意自己的权益，反映了当时苦心经营者是如何畏惧不良的盗版风气。又如《汤若士批点李卓吾全书》则加上：「本衙藏板，翻刻必究。」天启年间仁和即奎金刻的《风俗通义》也署明：「本衙鸠工绣梓，翻刻千里必究。」崇祯年间顾氏刊本《鸡肋集》则题：「千里必究。」等大同小异的文字，彼彼皆是，若像陈衙发锓的《皇明文集》，直接挑明：「敢有翻刻必究。」则已颇具威胁的口吻。甚至在本版书籍被盗印后，也有直上官府打官司的，如李渔为了《无声戏》，特地上金陵告发。似此盗版情形可说是全中国各地的普遍现象，而以闽地尤甚，明郎瑛就以「货利为计」一语道破说：
印版，《笔谈》以为始于冯道奏镂五经，柳玼〈训序〉又云：「阅印版小学书，则印版非始于五代矣。意其唐十不过少有一二，至五代刻五经后始盛，宋则群集皆有也。然版本最易得而藏多，但未免差讹。故宋时试策，以为井卦何以无缘，正为闽书落刻，传为笑柄。我朝太平日久，旧书多出，此大幸也，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。盖闽专以货利为计，但遇各省所刻好书，闻价高即便翻刊，卷数目录相同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，使人不知，故一部止半部之价，人争购之。近如徽州刻《山海经》，亦效闽之书坊，只为省工本耳。呜呼！秦火焚而六经不全，势也。今为利而使古书不全，为斯文者宁不奏立一职以主其事，如上古之有学官，或当道于闽者，深晓而惩之可也。[72]
福建因为书坊发达，业者竞争激烈，往往不择手段，盗印别家图书，专以货利考虑，而出现类似诈欺读者的手法，所以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）刻的《前唐十二家诗》在封面页上署明：「闽城琅嬛斋板，坊间不许重刻。」至于刻书大户余象斗也在自己出刊的《八仙传》〈引〉文内说：
不俗斗自刊华光等传，皆出予心胸之编集，其劳鞅掌矣！其费弘巨矣！乃多为射利者刊，甚诸传照本堂样式，践人辙迹，而逐人尘后也。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，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，迁徙之逃奴，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，袭人唾余，得无垂首而汗颜，无耻之甚乎！故说。
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（天一出版社，1985年影印本）
余氏在此说明自己纵使出刊与别人内容相同的书籍，无论如何的抄袭，或者重刻金陵等书板，也必在形式上稍作加工，绝对不照他人原来样式，以免招徕『践人辙迹，逐人尘后』之讥讪。可是却有一些不用心的书肆，专袭别人余唾，美工上并未稍尽心力；还有一类无耻射利之辈及非本地的浪棍，仗着天高皇帝远，鞭长莫及的侥幸心理，翻刻自己的心血结晶，直让他伤痛淌血。最可恶的是离开自家书肆而出去自立门户的佣雇工人，暗中学得书肆内一招半式的产业技术和商业机密，居然跟自己打起擂台竞争，直让自己恨得牙痒痒的徒呼奈何！从《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》三十五卷余氏自白云：
坊间诸书杂刻，然多沿袭旧套，采其一，去其十；弃其精，取其粗。
本堂近得此书，名为《万用正宗》者，分门定类，俱载全备，展卷阅
之，诸用了然。
似乎说明其刻必比别人完善，然而在第卷十六的牌记却题云：「万历新岁谷旦乔山堂刘少岗绣」，是因收购别人的版片？还是盗版的残痕，看来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
其实这也不只福建书坊如此，其它地方的文化市场也没两样，如《智囊》就称说：「吴中镂书多利，而甚苦翻板。」常郡书林何敬塘所梓行的《皇明三元考》（至万历四十六年止1618）即云：「张衙藏板，不许翻刻。」浙江一地依然如此，如了一道人良甫（王征）梓金尼阁《西儒耳目资》封面页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