、、若
仍前编刻淫辞小说戏曲，坏乱人心，伤败风俗者，许人据实出，首将
书板立行焚毁。其编次者、刊刻者、发卖者，一并重责，枷号通衢，
仍追原工价，勒限另刻古书一部，完日发落。[63]
也因如此，对于纯粹营利的书商而言，大可不必冒犯大不諟的罪名，使投资企业产生风险，因此，只好避开政治上的无谓干扰，把《水浒传》袁无涯刻本题名作《忠义水浒全传》、《忠义水浒全书》，有了「忠义」之名便可躲过禁制一劫。有的在已遭禁制之后，另改书名以避抄检者，如《后水浒传》之改名《荡寇志》便是。这种现象和清朝期间《红楼梦》因被打印上暗讽满人的小报告，而遭到禁制，只好改作《大观园琐录》、《金玉缘》等书名和新面目行世的情况如出一辙。凡此，都是出版业者着眼于市场上的商业利益，或者希望投下的资金不要落得血本无归所作的避险动作。
五、买一送二的强迫推销及跳楼大甩卖：
这是将多种名著或小说合编为一，以供读者多了一重选择的营销策略，也是买一送二的牺牲拍卖方式，如崇祯年间雄飞馆将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合刻于同一版面的上下栏，而以《英雄谱》名之，上层为《水浒》，半页十七行，行十四字；下层为《三国》，半页十四行，行二十二字，购书者只要买得一部书，实际上等同于买到两部名著。不过这种做法也让喜爱《三国》者，不得不兼买《水浒》；需求《水浒》者，又不得不买回《三国》，多少带有强迫中奖的意味。[64]有的直将几种小说合编为一书，不是为了强行推销，而是希望适应不同观众的多重口味，好让消费群众能够多一点自由选择的机会，随兴阅读自己喜爱的篇章，明代的话本小说集，如《六十家小说》、《三言》、《三刻》等书，多少都有这种编辑目的。更复杂的情况当然属于那些小说类书，从《说郛》、《万锦情林》、《国色天香》、《燕居笔记》、《钟情丽集》等书，各式各样的内容尽集于一书之内，不但收录了小说的篇章，连酒令、歌谣、笑话等非小说的内容也编辑入列，有如万事不求人的《万宝全书》，这是考虑到消费群众的多重需求和方便所作的调整极为明显，甚至可以视作今日小说杂志的前身。[65]可惜我们无从考订它们的售价，如果是附送的性质，则如中国新闻报纸特有的副刊，直让消费大众觉得买东西还附赠品，然而站在商家的立场，这是牺牲跳楼大甩卖。
肆、恶质性的营销策略
毛晋汲古阁刻书号称有明一代翘楚，藏书亦甚精富，然而并没有在自己所刊刻的书籍上老老实实呈现，殊为可惜。叶氏著作的《书林清话》曾经如此的批评说：
然其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，校勘亦不甚精，数百年来，传本虽多，不免贻佞宋者之口实、、、略举黄、顾、陈、段诸家所纠，则其刻书之功，非独不能掩过，而且流传谬种，贻误后人。[66]
事实上，这非叶氏一人之见，孙从添《藏书纪要》也持有相同的看法：「毛氏汲古阁十三经、十七史，校对草率，竟有大谬不然者、、、、」又说：「毛氏所刻甚多，好者仅数种。」[67]刻书名家既然如此，其余各家更难要求了。这是有明一代的刻书风气，也是市场竞争下一种非道德性的营销策略和商业行为，既不愿增加投资成本，也不甘心承担投资风险，只想一味的从中赚取暴利，于是投资策略和营销手段便偏离了商业道德的准则，如今特将其情况述说如下：
一、媚世通俗的劣质化仿作
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，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产生新的思潮，形成一各时代的新风尚。一旦有先知先觉、思想比较敏锐的作家说出大家心里想说的话，往往就被世人引为如获我心的知己，产生震撼当代人心或划时代的伟大著作，而致洛阳纸贵，一时风靡。这样的结果不但成就了作家的知名度，也使书肆大赚其钱。可是「没有三天的好光景」不只是今日商业现象，回溯明代的百业和书肆也是如此，毕竟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是哪里有钱赚人就往哪里跑，商机人人都想把握。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书肆抓住这股流行风潮，东施效颦，仿作一些劣质化的作品，既无十载增删的辛苦构思，也无五度批阅的慎重态度，直是抄袭，改头换面，使饶舌式的同性质小说一一出笼，直到陈腔滥调，市场饱和，人心思变而拒买，商家没钱可赚而后已。[68]如《金瓶梅》一出，固有其糟粕，却难掩其精华，后来的《续金瓶梅》还可一读，然而《三续金瓶梅》、《隔帘花影》、《金屋梦》则读之令人憎厌矣，况是如《载花船》、《七美图》、《八美图》、《杏花天》、《桃花艳》、《闹花丛》、《灯草和尚》、《痴婆子》、《醉春风》、《怡情阵》、《两交欢》、《一片情》、《同枕眠》、《同拜月》、《皮布袋》、《弁而钗》等诸多之作，纯以糟粕取悦于低俗的读者，迎合人类食色性也的动物本能，有失文化人的本质与对社会当尽的义务。
二、专门仿冒名牌盗取智慧财产权：
自古以来，中国知识分子一向认为人类的智慧乃上天赐予的公器，理所当然要为大家服务，因此对智慧财产权及专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