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儒者的眼中总是用传统的道德观点加以批评。所以蔡济恭（公元1720～1799年）在为夫人吴氏翻译的《女四书》作序时说：「近世闺阁之竞，以为能事者，惟稗说是崇，日加月增，千百其种。」[26]国外的女性读者群已是这般的普及，则男性读者群也当有过之而无不及了。许筠（公元1569～1618年）在《惺所覆瓿稿》收录《闲情录》中云：
甲寅、乙卯两年（1614～1615），因事赴帝都，斥家货购得书籍几四千余
卷。[27]
又说：
余得戏家说数十种，除《三国》《隋唐》外，而《两汉》齵晤，《齐魏》
拙，《五代》《残唐》率，《北宋》略，许【《水浒》】则奸骗机巧，皆不足
训，而着一人手，宜罗氏之三世哑也????。[28]
可见他一出差到北京，收购图书是件重要大事，而明代刊刻的小说几乎都被收购齐全，也都阅读过了。国外读者群之消费实况如此，域内以汉语为母语的消费大众，其风靡更不在话下，也应该更普及和具有消费能力才是，因此，更富有市场经济规模的潜力绝对不成问题。
二、投资规模和经营型态
明代没有大型的资本企业家出现，因此从投资生产到销售的整个过程，没有出现大量的对外集资行为，也看不到巨额的资金投入生产行业中，一般的经营规模仅限于个人及家族间的组合，或者几位亲朋好友合聚资金的投资型态，经营的企业主要是家庭式的手工业。就以闽省的书坊而言，余氏家族经营书肆者几达三十余人，除余卲鱼、余象斗外，有署萃庆堂之余彰德、余长公、余泗泉，署自新斋之余良木、余绍崖、余允锡、余明吾、余文杰，另有余碧泉、余继泉、余应孔、余应灏、余应良、余应虬、余应鳌，以及远在南直隶的金陵余庆堂，如余思泉、余东泉及余昌宗等，还有以克勤斋为书坊的余自新及余明台等。[29]这种现象证明了余家子弟几乎以出版作为世传家业，有的是家族内的兄弟共同集资经营，有的是以子承父业的方式，或者分门立户的经营型态，或独占、或同享书肆市场上的利润，在在说明了余氏家族经营书坊的努力，也证明了他们的子弟在建阳一地有限的市场中，为了避免过份恶质性竞争，于是远走金陵，开拓新的市场，虽然还未达到今日SEVEN ELEVEN或统一超级商店的规模，却已是家族企业间的连锁商店。纵使其经营型态各自独立，也是在血浓于血的亲情下，相互奥援。除了余家之外，如刘氏则有刘龙田、刘玉田，翠严精舍刘君佐及其子刘文寿等；宗文堂也有郑云斋世魁及郑云竹世豪、郑云林世容等，从字次排行，二人也应属于兄弟辈。还有陈氏则有陈奇泉、陈昆泉等，二人若非兄弟也应该是父子关系。至于慎独斋刘氏则以刻书世代相传，剡兼通史学，宣德正统年（1426～1449）间，曾纂《少微宋》《少微元》二鉴，又纂尹氏发明以下数家入纲目，刘宽刻之。因此，宽与剡或为同族兄弟，宽则为刘洪之祖或曾祖。[30]以上所提到出版家，几乎是家族企业的经营型态，这也是中国企业迄今犹存在的生态模式。
也有一人在两地开设书坊者，如新安汪瑗之《楚辞集解》，在卷首空白扉页上则押有黑色方木戳牌记四行云：「本坊精选新旧足册／好板书籍，倘有残篇／短缺，认明兴贤堂书／铺唐少村旡误」下押「唐少桥」印记，不但说明唐少村与唐少桥为同人名号，并为金陵书坊及兴贤堂书铺的老板，而在两地开铺，似此情形非止一端。
三、市场经营状况
产品一旦出厂，必定在市场上流通，并任由消费者的意愿选择购买，也决定了产品的价格；而尽速变现，换取资金和获得利润，这是经营书坊者所追求的目标，两者互利而共生，也是市场上永不变更的法则。问题是消费也有其常态规律，其中包括消费群众外在的种种条件和内在心理的影响而决定。就以文化事业而言，并非人人都能完全消化与胃纳，纵使作品本身如何的通俗，毕竟不见得适应所有的文盲或饥寒度日的民众。也因如此，其消费群众必都集中于都会区或城市内，并且还是有钱又有闲的读者群为主，农村或边疆地区消费得起的群众，除了地主之外，恐怕少之又少，此即胡氏《少室山房笔丛、经籍会通》所说的：
凡燕中书肆，多在大明门之右，及礼部之外，及拱宸门之西。每会试
举子，则书肆列于场前；每花朝后三日，则移于灯市；每朔望并下瀚
五日，则徙于城隍庙中。灯市极东，城隍庙极西，皆日中贸易所也。
灯市岁三日，城隍庙月三日，至期，百货萃焉，书其一也。[31]
这是书肆在燕中一带摆摊销售的情况，而且也非胡氏一人之见，如王锺翰也说：
有明一代，京师鬻书，在旧刑部街之城隍庙、棋盘街、灯市三处，刻书
则在宣武门内之铁匠营与西河沿两处，然皆不甚盛，盛在江南也，清初
仍同于明。[32]
以上两人谈到北京书肆的销售情况几乎大同小异，集中地则以城隍庙、灯市为中心，棋盘街是否在大明门之右，礼部之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