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县之学者，乃以无书可读为恨。今知县事姚某始鬻书于市，上自六经，下集训传史记子集凡若干卷，以充入之。」[13]绝对是一件合理的事实。
（四）、生产劳动力的取得是书肆成立的第四要件：有了工厂的设立，其各式工人的来源正是劳动生产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条件，也是产品的成本价格和获得利润的重要因素，更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生存的基本条件。诚如上述所论，福建一地的人口教育素质虽未臻极至，然而在五代以后，其普及程度并不亚于他方；尤其江南在繁盛的农业外，还有蚕丝副业可以独霸一方，不似福建的丘山处处，生活艰困，以至于四处谋生的外流人口在元明以后遍满台湾及东南亚、东北亚各地；而留在本籍的人口，若非向海洋方向发展，就只有利用可以播种的有限耕地，至于闲置的妇人、童工，则只有另找其它的副业，用以谋生，贴补家计，此所以余象斗刻《古今韵会举要》时，利瓦伊桢序文提到的一个现象：「建阳故书肆，妇人女子咸工剞劂。」[14]而徐珂《清稗类钞》〈工艺类〉也提及女工极廉一事。[15]《豫章罗先生文集》也恰好点出了福建书坊林立的背景真相。
（五）、知识与产品的市场流通是书肆成立的第五要件：随着江南的开发后，永不冻结的顺畅水道和曲折岩岸，自然河汊处处，水深多港。所以，唐宋以来，随着海运的开通，扬州、南京、杭州、泉州诸交通商港，多设有市舶司收取货物税，而在输出的货品中，文化文学即是其中一项，直到明清，仍然如此。今天，日本宫内厅图书寮存藏的番号船舶的载货纪录，已经关西大学大庭修教授辑成《舶载书目》一书，恰好证明这一事实，其流通之广是华北或内地所无法比拟的。纵使从木活字发展到铅铜活字的过程中，福建的刻书业仍然保有其一席地位，直到西洋传来了石印、铅印以及现代的印刷技术，版刻事业才逐渐褪去往昔一枝独秀的风光，而由接触西方频繁的沿海港口如广州、上海，或政经文化中心的北京等，所崛起而取代，成为新兴的文化重镇和文化商业要地。在此之前，麻沙诸书坊虽是历经元季和明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十二月初四日的二度大火，也未全然衰歇，更有后来崇化书坊的接踵而起。明嘉靖《建阳县志》：「建邑两坊，古称图书之府，今麻沙虽毁，崇化愈蕃。」[16]其所以如此，理由无它，流通业发达的缘故，有如胡氏前所曾言：「诸方所集者，每一当吴中二，道远故也。」[17]说明全国各地固然也有书籍的生产印制，但是产品在市场的贩卖价格上，成本之外加入了远程的运输费用，使其书价恰是吴中当地的一倍，自然缺乏了竞争力，无法和当地产销合一流通业发达的书坊比拟。所以，《朱子文集、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》云：「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，无远不至。」[18]凡此，说明了产品流通业的重要性。
（六）、知识产品的消费是书肆成立的第六要件：知识产品一旦出现在市场上，其消费诉求必须有适合的阶级对象，甚至还涉及到书本内容与阅读者的层级问题，否则便无固定的消费群众，也无设立此等生产业或服务业的必要。随着江南的开发及知识的普及，不但域内知识分子云集，南京一地更设有当时亚洲最大的学校，留学生来自四方[19]，需求书籍的数量自然增多；而一般家庭中不止男性能够拥有知识，即以女性及小孩也都具备一定水平以上的知识，这对知识的消费市场而言，无疑开拓了不少的领域。透过今天的出土文物，《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十七种》及《金花女》小说戏剧刊本，居然在一位女性的坟墓中出现，使我们想象到死者生前若非嗜好此道，则其后代子孙断然不会视死如视生，以此作为陪葬礼品。其实，明代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也曾经拥有众多的女性读者[20]，至于叶盛的《水东日记》卷廿一〈小说戏文〉条：
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，伪为小说杂书，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、蔡伯喈邕、杨六使文广，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。农工商贩，钞写绘画，家畜而人有之。痴騃女妇，尤所酷好，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，有以也。[21]
姜南《洗砚新录》云：
世之瞽者，或男或女，有学弹琵琶，演说古今小说，以觅衣食。北方最多，京师特盛，南京、杭州亦有之。[22]
凡此，在在说明当时女性读者群的普及，则男性读者更不言而喻了。这等情形也非中国所独有，日本洒落本小说「枕草子」的读者群也是以妇孺为主要对象。在韩国情况，赵泰亿（公元1675～1727年）曾在《西周演义》跋语中言及他母亲阅读残卷一事。[23]而金万重（公元1637～1692年）《西浦漫笔》也说：
今所谓《三国志衍义》者，出于元罗贯中，壬辰后，盛行于我东，妇孺皆诵说。[24]
可见韩国妇孺不只看他们本国作家写作的《西周演义》，连《三国演义》也都能够阅读，其影响结果之大，直让李德懋《士小节》发出如此的说法：
谚翻传奇，不可耽看，废置家务，怠弃女红，至于与钱而贳之，沉惑不
已，倾家者有之、、、、、。[25]
玩物丧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