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即行召见，面为商酌，各交该衙门办理，不关军机大臣指示也，何得豫行宣露，致启通同扶饰之弊？即将此通谕知之。
十九日谕：从前和坤意图专擅，用印文传知各省抄送折稿，因此带有投递军机处另封事件，业经降旨饬禁，并随折批谕。今和坤业经伏法，所有随带文书，当永远停止。傥经此番饬禁之后，尚有仍蹈前辙者，必当重治其罪，决不姑贷。
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谕：御史王宁阜奏“请重军机大臣责成，以肃纶言”一折，自雍正年间初设军机处，于大学士，各部院尚书、侍郎中遴派数人在内行走，本为筹办军务。而各直省寄信事件，以及在京各衙门遇有应降谕旨，势不能纷纷令群工承缮，是以俱由军机处拟写交发，令事有统汇，以昭画一。是军机大臣承旨书谕，并非将臣工翊赞之职，尽责之此数人也。内外满、汉大臣，俱经朕特加擢用，谁不宜尽心匡弼？必责之军机大臣，则其权过重，若承奉谕旨之事，军机大臣得以力阻不行，则外人又将以揽权指摘矣。况我朝列圣相承，乾纲独揽，皇考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十年，于一切纶音宣布，无非断自宸衷，从不令臣下阻挠国是。即朕亲政以来，办理庶务，悉遵皇考遗训，虽虚怀延纳，博采群言，而至用人行政，令出惟行，大权从无旁落。朕初阅该御史所奏，以为必有指陈时务胪举切要者，及详阅折内，乃专指上年停止前往盛京一节。谒陵展敬，为登极后应行大典，朕彼时明降谕旨，于六年秋孟启行，事关体制，岂臣下所可阻止？嗣因御史沈琨、张鹏展等以军务未竣，恳请展期，交王大臣等会同妥议，以为应如所请，是以降旨暂行停止。即上午春间，曾有旨巡幸木兰，后因夏间雨水过多，亦停止秋。此皆朕临期酌度，岂军机大臣能于春问即逆料夏雨情形，预为阻止耶？至该御史称“銮辂所经，地方官早为备办，永平一带糜费已多，不能开销”等语。谒陵谕旨，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颁发，至六年正月二十日降旨停止，为时无几，且距七月启銮之期又远，地方官有何预办不能开销之处乎？至该御史所奏“前谕已发，复行改拟，不敬于先，遂致不信于后”等语。试思前史所称为诏令不信者，如恩旨已降，或应行蠲贷而实未均沾，或、业已豁除而仍行科敛，我国家曾有此等事乎？至于明发谕旨，有经朕再四思维尚有未尽周妥之处，或臣工陈奏未便因而复行停止者，此正欲事臻尽善，故不厌反覆精详。若必回护前旨，固执己见，势将文过饰非，蹈言莫予违之习，岂古帝王从善如转圜之道乎？又所称“军机大臣昧于大体，不当仅于语句笔画小误，始行自请议处”，所论亦属非是。誊写谕旨虽系章京之责，但军机大臣于进呈事件，理当致谨校核，既有错误，自应请议，况朕亦时加宽免，何尝仅于细务加之责备耶？王宁焯所奏谬妄，原折著掷还。
六月二十四日谕：内阁本丝纶重地，大学士均应常川到阁，阅看本章。其中有在军机处行走者，每年春夏在圆明园之日居多，散直后，势难再令赴阁视事。至在城之日，偶值枢务稍简，朕仍令其赴衙门办事，即应阁、部兼到。若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，则票拟纶音，是其专责，岂可稍涉闲旷？是以保宁到京后，虽兼领侍卫内大臣，朕不令其在园居住，以便赴阁办公，无旷职守。嗣后在军机处行走之大学士，值朕进城谕令到衙门办事时，著先赴内阁，再赴所管之部院衙门。其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，俱著常川到阁阅本，以重纶扉而符体制。
九年七月十八日谕：吴熊光自简用湖广总督以来，朕即闻其接待属员过于严峻，批禀事件，往往措词过当。因其在军机章京年久，拟写谕旨，于训饬之语习以为常，率意书写。文禀批答，自有一定体制，即使属员偶有过失，亦应明白开导，何至动遭呵斥，竟与拟写谕旨相似？亦非体制。若云该督曾在军机行走，则军机章京中如勒保、方维甸等，亦俱行走有年，简放外任，并未闻伊等于属员批禀有似吴熊光措词过当之处。嗣后该督务须平心办事，不可似前躁妄，用副委任。
又谕：昨日召见尚书德瑛，询以留京王大臣遇有陈奏事件何人缮办，据称俱烦在京军机章京办理，殊属非是。从前军机大臣中有派令留京者，是以该章京随同办事。近年来留京王大臣并无军机，然俱有该管衙门，其属员中岂无能办章奏之人，何必交军机章京代为办理，将应办公事转似烦情耶？且与留京王大臣浃洽日久，恐不免有探听漏泄情事，朕在藩邸时，即确有闻见。嗣后留京王大臣著于宗人府及所管之部，各派明白妥干司员二三人承办诸务，以符体制。
十年五月十九日谕：御史何元娘奏“请酌改军机处名目”一折，据称“军机处承办一切事务，与兵部之专司戎政者不同，现在军务久经告蒇，似应更改名目，以纪偃武之隆”等语。军机处名目，白雍正年间创设以来，沿用已久，一切承旨书谕及办理各件，皆关系机要，此与前代所称平章军国重事相仿，并非专指运筹决胜而言。目今三省邪匪久已肃清，大功告蒇，薄海内外，共庆升平，又何必改易“军机”二字，始为偃武？即如兵部专司戎政，自《周官》分职以来，相沿至今。兵可百年不用，不可一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