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养廉耻；变通科举以育人才，皆宜先行者。犹虑强邻四逼，不能容我从容图治也。且我民穷国匮，新政何以举行？闻日本之变法也，先行纸币，立银行，财泉流通，遂以足维新之用。今宜大筹数万万之款，立局以造纸币。各省分设银行。用印度田税之法，仿各国印花之税。我国地大物博，可增十倍。然后郡县遍立各种学堂，沿海急设武备学院，大购铁舰五十艘，急练民兵百万。则气象丕变，维新有图，虽不敢望自强，亦庶几可以自保。臣愚夙夜忧国，统筹大局，思之至详。其能举而行之，惟皇上之明；其不能举而行之，惟诸臣之罪。
光绪帝览之，指其篇中“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”，“及不忍见煤山前事”等语，谓军机大臣曰：“康某何不顾死生乃尔，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耶？”然亦不之罪。仍命总署王大臣，自后康某如有条陈，当即日呈递，毋许格。并宣取康所著《日本变法》、《俄大彼得传》等书。是时康知己将任用，复百端陈说于翁同之门。翁为其所动，交章推荐，至谓康有为之才，过臣百倍，请举国以听。于是光绪帝用康之心益坚。顾康之所求者，变法也。使法虽变而不统筹全局，则必以不得要领以止。于是复上一疏，详论天下之势。
疏上，下总署议，迁延不复。催之，仍不复。而俄以德占胶州为藉口，欲强租旅顺、大连湾之事，又相逼而来。光绪帝益知不变法，不能立国，惟奕则屡以谏阻，谓祖宗之法不可变。光绪帝曰：“今祖宗之地，且将不保，何有于法？”因令奕告西后曰：“我不能为亡国之君，若不予我以权，宁逊位。”西后闻之，滋不悦。然知其志之决，乃使奕以办事不阻之意复之。是年四月，奕适以病殁。翁同辅政，锐志改革。御史杨深秀、侍读学士徐致靖，又相继上书，请定国是。光绪帝乃白西后，召军机全堂，于四月二十三日，下定国是之诏，以宣示天下。诏曰：
数年以来，中外臣工，讲求时务，多主变法自强。迩者诏书数下，如开特科，汰冗兵，改武科制度，立大小学堂，皆经再三审定，筹之至熟，甫议施行。惟是风气尚未大开，论说莫衷一是。或托于老成忧国，以为旧章必应墨守，新法必当摈除。众喙哓哓，空言无补。试问今日，时局如此，国势如此，若仍以不练之兵，有限之饷，士无实学，工无良师，强弱相形，贫富悬绝，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？朕惟国是不定，则号令不行，极其流弊，必至门户纷争，互相水火，徒蹈宋明积习，于时政毫无补益。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，五帝三王，不相沿袭，譬之冬裘夏葛，势不两存。用特明白宣示，嗣后中外大小臣工，自王公以及士庶，各宜努力向上，发愤为雄，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，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，实力讲求，以救空疏迂谬之弊。专心致志，精益求精，毋徒袭其皮毛，毋竞腾其口说，总期化无用为有用，以成通经济变之才。京师大学堂，为各行省之倡，尤应首先举办。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，会同妥速议奏。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，大门侍卫，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，及大员子弟，八旗世职，各省武职后裔，其愿入学堂者，均准入学肄习，以期人才辈出，共济时艰。不得敷衍因循，徇私援引，致负朝廷谆谆之至意。
诏既下，海内士夫见之，知此后一切维新，皆基于此，且决康有为之必将召见。至二十八日，果以徐致靖之保举，召见于颐和园之仁寿殿，奏对良久。见后，授以总理衙门章京，所行新政，多顾问焉。于是京外各官，附康者日众，于是始有新党旧党之称。新党之最矫矫者，曰梁启超、杨锐、刘光第、谭嗣同、林旭。梁于五月十五日召见，命进呈所著《变法通议》。大加奖励，谓不愧为康之高弟子，因赏给六品衔，令办理译书局事务。杨锐、刘光第，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所保，谭嗣同为侍读学士徐致靖所保，林旭为康有为之弟子故，于七月二十日特加四品卿衔，令入军机，参预新政。参预者，用日本维新置参预官于宫中之义也。其时凡关于新政奏折，皆交四卿阅之。颁发谕旨，皆令四卿拟之。虽旧臣盈廷，悉置不问，惟以国政系于四卿。故论四卿信任之专，名为章京，实则宰相云。
虽然，新党既任用矣，夷考其时，改革之事，非一无可观者也。因择而录之如左：
△（一）改科举
五月初五日谕云：“我朝沿宋明旧制，以四书文取士。康熙年间，曾经停止八股，考试策论，未久旋复旧制。一时文运昌明，儒生稽古穷经，类能推究本原，阐明义理，制科所得，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。乃近来风尚日漓，文体日敝，试场献艺，大都循题敷衍，于经义罕有发明。而浅陋空疏者，每获滥竽充选。若不因时通变，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？著自下科为始，乡、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，向用四书文者，一律改试策论。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，一切详细章程，该部即妥议具奏。此次特降谕旨，实因时文积弊太深，不得不改弦更张，以破拘墟之习。至于士子为学，自当以四子、六经为根柢。策论与制艺，殊流同源，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。总期体用兼备，人皆勉为通儒，毋得竞逞辩博，复蹈空言，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。”
六月初一日谕云：“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