详明也。惟《曹全碑》题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。以《后汉书》考之，《灵帝本纪》是年十月有庚寅，距丙辰前二十六日。《天文志》是年十月有癸亥，距丙辰后七日，其间不得有丙辰，颇疑是碑之伪。据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，以长历推之，始知是年十月丙申朔，丙辰为月之二十一日，癸亥为月之二十八日，实无庚寅。并证以《谯敏碑》称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，《灵帝本纪》及《五行志》并称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，干支日数，一一相符。乃本纪之误，非碑之伪。炎武犹未及详辨，是则考证之偶疏耳。
△《金石文字记》六卷（两淮马裕家藏本）
国朝顾炎武撰。前有炎武自序，谓抉剔史传，发挥经典，颇有欧阳、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。今观其书，裒所见汉以来碑刻，以时代为次，每条下各缀以跋，其无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，撰书人姓名。证据今古，辨正讹误，较《集古》、《金石》二录实为精核，亦非过自标置也。所录凡三百馀种。后又有炎武门人吴江潘耒补遗二十馀种。碑字间有异者，又别为摘录於末。亦犹洪适《隶释》每碑之后摘录今古异文某字为某之遗意。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尝摘其舛误六条：一曰《齐陇东王孝感颂》，炎武未见其碑额，臆题为“孝子郭巨墓碑”；一曰《唐寂照和上碑》，本无刻石年月，炎武误记为开成六年正月，且未考开成无六年；一曰《后唐赐冥福禅院地土牒》，赵延寿、范延光皆押字，炎武视之未审，误以为无押字；一曰《周中书侍郎平章事景范碑》，本行书，而炎武以为正书，本题孙崇望书，而炎武失载其名，皆中其失；一曰《后汉荡阴令张迁颂》，炎武误以“既且”二字合为“暨”字；一曰《后汉州从事尹宙碑》，书“钜鹿”为“钜鏕”，证以《广韵注》、后魏《吊比干文》及《北史》，皆作“钜鏕”，炎武误谓不当从金。案《张迁颂碑》拓本，“既且”二字，截然不属，炎武诚为武断。然字画分明而文义终不可解，当从阙疑。《金石文跋尾》所释，亦未为至确。
至於“钜鹿”之“鹿”，自《史记》以下古书，皆不从金，《说文》亦不载“鏕”字，自《玉篇》始载之。其为顾野王原本，或为孙强所加，或为宋大广益会《玉篇》所窜入，已均不可知。然其注曰钜鹿，乡名，俗作“鏕”，则从金实俗书，具有明证。北朝多行俗字，《颜氏家训》尝言之，此书亦颇摘其讹。北魏人书，似不可据为典要。《广韵注》尤不甚可凭，如开卷“东”字注，谓东宫，复姓。齐有大夫东宫得臣，亦可据以驳《左传》乎？是固未足以服炎武也。惟其斥石鼓之伪，谓不足侪於二雅，未免勇於非古。释校官之碑，谓东汉时有校官，亦未免疏於考据。是则其失之臆断者耳。然在近世著录金石家，其本末源流，灿然明白，终未能或之先也。
△《石经考》一卷（两淮马裕家藏本）
国朝顾炎武撰。考石经七种，裴頠所书者无传。开元以下所刻，亦无异议。
惟汉魏二种，以《后汉书儒林传》之讹，遂使一字，三字、争如聚讼。欧阳修作《集古录》，疑不能明。赵明诚作《金石录》，洪适作《隶释》，始详为核定，以一字为汉，三字为魏。然考证虽精，而引据未广，论者尚有所疑。炎武此书，博列众说，互相参较。其中如据卫恒《书势》以为《三字石经》非邯郸淳所书，又据《周书宣帝纪》、《隋书刘焯传》以正《经籍志》自邺载入长安之误。
尤为发前人所未发。至於洪适《隶续》尚有《汉仪礼》一碑，《魏三体石经》一碑，又《开封石经》虽已汨於河水，然世传拓本，尚有二碑。炎武偶然未考，竟置不言，是则千虑一失耳。
△《石经考》一卷（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）
国朝万斯同撰。斯同有《声韵源流考》，已著录。石经之沿革异同，唐宋以来，论者龃龉不一。昆山顾炎武始辑诸家之说为《石经考》，实有创始之功。斯同是编，悉采炎武之说，又益以吴任臣、席益、范成大、吾衍、董逌诸家之论，并及炎武所作《金石文字记》，亦间附以己见。虽不若杭世骏《石经考异》之详辨，而视顾氏之书，已为较备。且炎武详於汉、魏，而略於唐、宋。斯同则於唐、宋石经引据特详。又斯同虽在世骏前，而世骏作《考异》时，未见此书，故此书之所详者，《考异》或转未之及。要之，合三家之书参互考证，其事乃备，固未可偏废其一也。
△《来斋金石考》三卷（福建巡抚采进本）
国朝林侗撰。侗字同人，侯官人。侗喜录金石之文，尝游长安，求得汉甘泉宫瓦于淳化山中。又携拓工历唐昭陵陪葬地，得英公李勣以下十有六碑，当时称其好事。是编乃总录古今碑刻，凡夏、商、周六，秦、汉十九，魏一，吴一，晋五，梁一，后魏三，北齐一，后周二，隋八，唐一百七十三，皆据目见者书之。
中间辨证，大抵取之顾炎武《金石文字记》，而颇以己意为折衷，多所考据。又录唐诸帝御书碑十四种，独斥武后不与，亦深合排抑僣伪之义。惟首列夏禹《岣嵝碑》，载其友刘鼇石说，谓当在祝融峰顶，未免失之好奇。又於各碑后载入赋咏诗篇，亦非欧、赵以来题跋之体。特其搜罗广博，鉴别尚颇详审，故考金石者亦有取焉。
△《嵩阳石刻集记》二卷（浙江汪启淑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