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r>称辑之者为寺丞君，谓仲淹子纯仁也。《宋史艺文志》载仲淹《奏议》十五卷，与此本不同。考《琦序》，称《奏议》十七卷、《政府论事》二卷，所谓十七卷者，当即《宋志》所载。特《宋志》荒谬，误“七”为“五”。所谓二卷者，当即此本。特名曰《论事》，不名曰“奏议”。然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有《范文正公奏议》二卷，则其名《奏议》久矣。史称方仲淹执政时，仁宗锐意治平，数问以当世要务，尝开天章阁，手诏谘询。仲淹退而条上十事，仁宗悉采用之，独府兵法，众以为不可而止。今集中答诏条陈治道一篇，盖即其事。又请以辅臣兼制诸曹，其疏亦在集中。盖仲淹方以天下为己任，意在裁削倖滥，考核官吏，而论者多不以为然。自所陈之十事既行，任子之恩薄，磨勘之法密，侥倖者益不便，相与造作谣谤，仲淹因不安其位而去。其所施为，亦遂稍稍沮罢。观于是集，其条制规画，犹略可考见。《史赞》所称宏毅之器，足任斯责者，亦庶几乎无愧矣。
△《包孝肃奏议》十卷（编修朱筠家藏本）
宋包拯撰。拯字希仁，庐州合肥人，天圣五年进士，历官御史中丞、知开封府，终礼部侍郎、枢密副使，赠礼部尚书，谥孝肃，事迹具《宋史》本传。案《宋志》载拯《奏议》十五卷。今此本为拯门人张田所编，自应诏至求退，分三十门，止有十卷。《田序》亦称十卷，与史志不合。然《宋志》颠倒悖谬，为自来史家所未有，不可援以为据，殆误衍“五”字欤。惟是田所编次，多不可晓。
《文献通考》引《汪应辰序》曰：“公《奏议》分门编类，其事之首尾，时之先后，不可考也。”如《请那移河北兵马》凡三章，其二在八卷《议兵门》，其一乃在九卷《议边门》，其不相贯穿如此，所言与此本相符。《序》又云：“今考其岁月，系於每章之下，而记其履历於后。”若其岁月见於章中，与夫不可得而考者，不容以不阙也。庶读者尚可以寻其大概。是应辰於是编固每篇皆为笺注，而此本无之。盖应辰笺注久佚，今存者仍原本耳。《序》又云：“如劾罢张方平、宋祁三司使，而《奏议》不载。岂包氏子孙所不欲以示人者耶？”案史称拯攻去张方平、宋祁，朝廷遂以拯代祁为三司使。欧阳修有《蹊田夺牛》之奏，拯家居避命者久之。应辰所云，盖指此事。然拯之刚正，岂逐人而觊其位者。修虽有此奏，特宋人好为议论之习。拯之心迹，天下后世皆可谅之。遽讳而削其稿，反若拯实有此短者。此张田编次之无识，非拯志也。张田字公载，澶州人，嘉祐中尝知庐州，甚著清誉，盖能不愧其师者。此书第九卷中有《进张田边说七篇状》，并附以《赐张田敕书》，与他篇例异，知确为田之所编。应辰以为其子孙讳之，非其实矣。
△《尽言集》十三卷（山东巡抚采进本）
宋刘安世撰。安世字器之，大名人。少师事司马光。哲宗初，以光荐，除秘书省正字。又以吕公著荐，除右正言，迁左谏议大夫。绍圣初，落职知南安军，又贬新州别驾，英州安置。徽宗立，移衡州。寻以濮州团练副使，鼎州居住。后复直龙图阁，卒。事迹具《宋史》本传。安世有集二十卷，今未见传本。此《集》皆其奏札，不知何人所编。前有隆庆辛未石星、张应福《序》，皆云得抄本於西亭王孙家。西亭者，朱睦也。《星序》称是《集》凡三卷，而此本实十三卷，与《序》不合。然证以《永乐大典》所载，一一相符。殆校雠偶疏“三”字上脱“十”字也。史称安世忠孝正直似司马光，而刚劲则过之。故弹击权贵，尽言不讳，当时有“殿上虎”之称。《集》中所论诸事，史不具载，颇足以考见时政。
其中稍有遗议者。如吴处厚之劾蔡确，本出罗织，而安世申处厚之说，章凡一十二上，务欲置确於死地，殊不免意见之偏。然由其嫉恶太严，至於已甚，故徒知确为佥邪，而不察处厚非善类。见无礼於君者，遂如鹰鹯之逐，实非故相排挤之比。观欧阳棐为苏轼所善，程子为苏轼所雠，而安世论棐差遣不当，章凡九上，并程子诋为五鬼，绝无所区别於其间。是亦其孤立无党之一证，不足以为疵瑕也。
惟是气质用事，词或过激。故王偁《东都事略》论之曰：为君子不能深思远虑，优游浸渍以消小人之势。而痛心疾首，务以口舌争之。事激势变，遂成朋党。是为平允之论。至朱子作《名臣言行录》，於王安石、吕惠卿皆有所采录，独以安世尝劾程子之故，遂不载其一字，则似乎有意抑之矣。要其於朝廷得失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严气正性，凛凛如生。其精神自足以千古，固非人力所能磨灭也。
△《谠论集》五卷（永乐大典本）
宋陈次升撰。次升字当时，兴化仙游人。熙宁六年第进士。知安邱县。以荐为监察御史，提点淮南河东刑狱。入为殿中侍御史，进左司谏。贬南安军监酒税。
徽宗立，召还，为右谏议大夫。复除名，编管循州。政和中复旧职，卒。事迹具《宋史》本传。次升为太学诸生时，即斥王安石字说为“秦学”，坐是屏弃。通籍后三居言责，建议鲠切，为时所惮。其最大者在止吕惠卿之使岭南，刘安世谓其大有功於元祐诸臣。至其弹劾章惇、蔡京、蔡卞、曾布诸疏，尤为明白痛切，耸动耳目。虽其根株不能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