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之勇敢，郭琬、沓龙超诸人之节义，皆具见特笔。
出《郦道元》於《酷吏》，附《陆法和》於《艺术》，离合编次，亦深有别裁。
视《南史》之多仍旧本者，迥如两手。惟其以姓为类，分卷无法。《南史》以王、谢分支，《北史》亦以崔、卢系派。故家世族，一例连书。览其姓名，则同为父子；稽其朝代，则各有君臣。参错混淆，殆难辨别。甚至《长孙俭》附《长孙嵩传》，《薛道衡》附《薛辨传》，遥遥华胄，下逮云仍，隔越抑又甚矣。考延寿之叙次《列传》，先以魏宗室诸王，次以魏臣，又次以齐宗室，及齐臣，下逮周、隋，莫不皆然。凡以勒一朝始末，限断分明。乃独於一二高门，自乱其例，深所未安。至於杨素父子，有关隋室兴亡，以其系出弘农，遂附见魏臣《杨敷传》后。
又魏收及魏长贤诸人，本非父子兄弟，以其同为魏姓，遂合为一卷，尤为舛迕。
观延寿《叙例》，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“家传”。岂知“家传”之体不当施於国史哉？且《南北史》虽曰二书，实通为一家之著述。故延寿於《裴蕴传》云：“祖之平，父忌，《南史》有传。”《王颁传》云：“父僧辨，《南史》有传。”
即互相贯通之旨也。乃《南史》既有《晋熙王昶传》矣，《北史》复有《刘昶传》；《南史》既有《鄱阳王宝寅传》矣，《北史》复有《萧宝夤传》；《南史》既有《豫章王综》、《乐良王大圜》传矣，《北史》复有《萧赞》（萧综入魏改名赞）、《萧大圜》传。朱修之、薛安都诸人《南史》则取诸《宋书》，《北史》则取诸《魏书》，不为删并。殆专意《北史》，无暇追删《南史》，以致有此误乎？然自宋以后，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皆残阙不全，惟此书仅《麦铁杖传》有阙文，《荀济传》脱去数行，其馀皆卷帙整齐，始末完具。徵北朝之故实者，终以是书为依据。故虽八书具列，而二史仍并行焉。
△《旧唐书》二百卷（内府刊本）
晋刘昫等奉敕撰。
《五代史记》昫本传，不言昫撰此书，史漏略也。
自宋嘉祐后，欧阳修、宋祁等重撰新书，此书遂废。然其本流传不绝。儒者表昫等之长以攻修、祁等之短者亦不绝。今观所述，大抵长庆以前，《本纪》惟书大事，简而有体；《列传》叙述详明，赡而不秽。颇能存班、范之旧法。长庆以后，《本纪》则诗话、书序、婚状、狱词委悉具书，语多支蔓。（如《文宗纪》云：上每诵杜甫《曲江行》云：“江头宫殿锁千门，细柳新蒲为谁绿”，乃知天宝以前，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、百司廨署。又云：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所撰《供军图略》，其序云云。《武宗纪》云：右庶子吕让进状，亡兄温女太和七年嫁左卫兵曹萧敏，生二男，开成三年敏心疾乖忤，因而离婚，今敏日愈，却乞与臣侄女配合。又云：御史台奏：据三司推勘吴湘狱，谨具逐人罪状如后，扬州都虞候卢行立、刘群於会昌二年五月十四日于阿颜家吃酒云云。）《列传》则多叙官资，曾无事实。或但载宠遇，不具首尾。（如《夏侯孜传》祇载历官所至及责让诏词，不及一事，《朱朴传》祇载其相昭宗而不及其始末。）所谓繁略不均者，诚如宋人之所讥。按《崇文总目》，初吴兢撰《唐史》，自创业讫於开元，凡一百一十卷。韦述因兢旧本，更加笔削，刊去《酷吏传》，为纪、志、列传一百十二卷。至德、乾元以后，史官于休烈又增《肃宗纪》二卷。史官令狐峘等复於纪志传随篇增辑，而不加卷帙。为《唐书》一百三十卷。是《唐书》旧稿，实出吴兢。虽众手续增，规模未改。昫等用为蓝本，故具有典型。观《顺宗纪论题史臣韩愈》、《宪宗纪论题史臣蒋系》，此因仍前史之明证也。至长庆以后，史失其官，无复善本。昫等自采杂说传记排纂成之，动乖体例，良有由矣。至於卷一百三十二既有《杨朝晟传》，卷一百四十四复为立传；《萧颖士》既附见於卷一百二，复见於卷一百九十《文苑传》；宇文韶《谏猎表》既见於卷六十二，复见於卷六十四；蒋乂《谏张茂宗尚主疏》既见於卷一百四十一，复见於卷一百四十九。《舆服志》所载条议，亦多同《列传》之文。盖李崧、贾纬诸人各自编排，不相参校。昫掌领修之任，曾未能钩稽本末，使首尾贯通，舛漏之讥，亦无以自解。平心而论，盖瑕瑜不掩之作。党新书者必谓事事胜旧书，党旧书者又必谓事事胜新书，皆偏见也。我皇上独秉睿裁，定於正史之中二书并列，相辅而行。诚千古至公之道。论史诸家可无庸复置一议矣。
△《新唐书》二百二十五卷（内府刊本）
宋欧阳修、宋祁等奉敕撰。
其监修者则曾公亮，故书首《进表》以公亮为首。
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曰：“旧例修书，止署官高一人名衔。欧公曰：‘宋公於我为前辈，且於此书用力久，何可没也？’遂於《纪传》各著之。宋公感其退逊，故书中《列传》题祁名，《本纪》、《表》、《志》题修名。”然考《隋书》诸志，已有此例，实不始於修与祁。又《宋史吕夏卿传》，称《宰相世系表》夏卿所撰，而书中亦题修名，则仍以官高者为主。特诸史多用一人，此用二人为异耳。是书本以补正刘昫之舛漏，自称事增於前，文省於旧。刘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