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而学问则宗法薛瑄。二事渊源各别，故一人而如出两手也。
△《问辨录》十卷（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）
明高拱撰。拱有《春秋正旨》，已著录。此编取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疑义》，逐条辨驳。其论《大学》，谓新民即明德中事，不应分之为三纲领。
不知经文三“在”字显然并列，安能不区别为三？又论“贤贤易色”一章，谓人能如是，必其务学之至觉，“生质之美”四字，朱子可不必加。亦未深体抑扬语意。如斯之类，皆不免有意推求。至如伊川谓“敬事而信”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，拱则谓节用使民，非事而何？又谓孔子之责臧文仲，正以其贤而责之备。
如斯之类，则皆确有所见，足以备参考而广见闻。郑汝谐《论语意原》，颇与朱子异同，而朱子於汝谐之说反有所取。朱子作《周易本义》，与程《传》亦有异同，世未尝以是病朱子。拱之是编，亦可作如是观矣。
△《论语类考》二十卷（浙江巡抚采进本）
明陈士元撰。士元有《易象钩解》，已著录。是编皆考证《论语》名物典故，分十八门，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。朱子以后解《四书》者，如真德秀、蔡节诸家，主於发明义理而已，金履祥始作《论语孟子集注考证》。后有杜瑛《论语孟子旁通》、薛引年《四书引证》、张存中《四书通证》、詹道传《四书纂笺》，始考究典故，以发明经义。今杜、薛之书不传，惟金氏、张氏、詹氏书尚传於世。
三人皆笃信朱子，然金氏於《集注》之承用旧文偶失驳正者必一一辨析，张氏、詹氏皆於舛误之处讳而不言，其用意则小异。士元此书大致遵履祥之例，於《集注》不为苟同。每条必先列旧说，而蒐讨诸书，互相参订，皆以“元案”二字列之。凡一切杜撰浮谈，如薛应旂《四书人物考》称“有若字子有”之类，悉为纠正。较明代诸家之书，殊有根柢。特以专考《论语》，不备《四书》，故不及应旂书之盛传，实则有过之无不及也。
△《孟子杂记》四卷（浙江汪启淑家藏本）
明陈士元撰。自宋熙宁以前，《孟子》仅列於儒家。《史记》以孟子、荀卿合传，寥寥十数语，於所历邹、滕、任、薛、鲁、宋之事，略不一书。至朱子《纲目》，始於适魏之齐大书特书，明圣贤之去就，而编年之体亦不能详述一人之始末。明薛应旂撰《四书人物考》，始采摭他书，以为《补传》。而应旂不长於考证，舛漏颇多。士元嗣辑此书，第一卷叙孟子事迹，后三卷发明孟子之言。
名以“杂记”，实则经解居多。其所援引亦皆谨严有体，不为泛滥之卮言。若赵岐《注》义以尾生抱柱不去证不虞之誉、以陈不瞻失气而死证求全之毁，概为删薙。与所作《论语类考》均为有裨於经义，故今特附於《四书类》焉。
△《学庸正说》三卷（直隶总督采进本）
明赵南星撰。南星字梦白，号侪鹤，高邑人。万历甲戌进士，官至吏部尚书，以忤魏忠贤削籍谪戍。崇祯初追谥忠毅。事迹具《明史》本传。是编凡《大学》一卷、《中庸》二卷。每节衍为口义，逐句阐发，而又以不尽之意附载於后。虽体例近乎讲章，然词旨醇正，诠释详明。其说《大学》，不从姚江之“知本”，而仍从朱子之“格物”，并《补传》一章亦为训解。其说《中庸》，不以无声无臭虚论性天，而始终归本於慎独，皆确然守先儒之旧。盖南星为一代名臣，端方劲直，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为趋避，故其说经亦不以流俗好尚为是非。虽平生不以讲学名，而所见笃实，过於讲学者多矣，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。
△《论语商》二卷（浙江汪启淑家藏本）
明周宗建撰。宗建字季侯，吴江人。万历辛丑进士，官至监察御史，巡按湖广，为魏忠贤所害。崇祯初追赠太仆寺卿，谥忠毅。事迹具《明史》本传。此书乃其授徒湖州之时与诸生所讲论也。宗建刚方正直，屹然独立。而其学则沿姚江之末派，乃颇近於禅。如云：“人心之乐，井情非趣，非思非为，虚中之影，水中之相。”如斯之类，殆似宗门语录。然讲“素绚”章谓后人求深反浅，在当时夫子、子夏不过随境触悟，非子夏欲抹煞礼，亦非夫子不重礼。讲“颜渊问为邦”云夫子略指大意，非只执定数件。其言皆简要明通，足释训诂之轇轕。且其人与日月争光，则其书亦自足不朽。小小疵瑕，不足累之。此固不与讲学之家争一句一字之出入也。
△《论语学案》十卷（浙江巡抚采进本）
明刘宗周撰。宗周有《周易古文钞》，已著录。宗周讲学，以慎独为宗，故其解“为政以德”及“朝闻道”章首揭此旨。其传虽出姚江，然能救正其失。其解“多闻择善，多见而识”章有云：“世谓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有二，予谓聪明睿知非性乎？睿知之体不能不穷於聪明，而闻见启焉。今必以闻见为外，而欲隳明黜聪求睿知，并其睿知而槁矣。是隳性於空而禅学之谈柄也。”其针砭良知之末流，最为深切。其解“性相近”章谓：“气质还他气质，如何扯著性？性是就气质中指点义理者，非气质即为性也。”虽与朱子之说稍异，然亦颇分明不苟。
盖宗周此书，直抒己见，其论不无纯驳，然要皆抒所实得，非剽窃释氏以说儒书，自矜为无上义谛者也。其解“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