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目多端，仅成一则。溥与采倡立复社，声气交通，蔓延天下，为明季部党之魁。其学问则多由涉猎，未足专门。其所撰述，惟《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搜罗放佚，采摭繁富，颇於艺苑有功。然在当时，止与梅鼎祚《文纪》诸书齐驱并驾。较之杨慎、朱谋<土韦>考证，已为少逊矣。至於经学，原非所擅长。此书为未成之本，亦别无奥义。采等以交游之故，为掇拾补缀而刊之，实不足以为溥重也。
△《春秋说》三十卷、《附录》三卷（山东巡抚采进本）
明王浸大撰。浸大字幼章，合肥人。崇祯丁丑进士。是书杂采诸说，断以己意，而本於卓尔康《辨义》者为多。其首为《诸家考》，叙古来《春秋》家及所著书。次为《经传大旨》，辑诸家议论之与己合者，次《纪传》，辑周及列国事迹，分析《经》文，各以类从，而附以《时义、地义论》。次为《春秋总义》。
次《比事》四十二则，《自跋》附焉。总为三卷弁於首。次乃诠释《经》文，分十二公为三十卷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不载，盖此本为浸大孙云龙所录，未及刊版故也。浸大以《春秋》本鲁史原文，孔子修之。盖笔削史文以见义，非变史文以起义。自说《经》者不举大义而求之名字、爵号、日月及会之类以为义例，盖昉於《公》、《穀》，盛於胡氏。诠说愈繁，而经学愈乱。故著是书以破诸家之言书法者。然《春秋》固本鲁史，其间亦有圣人特笔。如“天王狩于河阳”，《左传》具述改修之义。《坊记》所引鲁《春秋》、《公羊传》所引不修《春秋》及宁殖所称“载在诸侯之策”者，揆之圣《经》，有同有异。欲驳一字褒贬之说，而谓圣《经》仅鲁史之节文，未免矫枉而过直。其说《经》亦多臆断。如解“尹氏卒”云：“《公》、《穀》谓讥世卿，凿矣。栾、郤、韩、范世专晋，七穆世专郑，曷为不讥，而特讥王朝大夫乎？”夫外大夫卒，例不见《经》，《春秋》何由讥之耶？解“肆大眚”云：“文姜罪恶通天，殁后必有阴祸，庄公肆眚，为之求福免罪耳。”不知《春秋》时浮屠之教未入中土，何得有罪福之说。解“郑弃其师”云：“此高克怨辞。”夫克一逋臣，岂能以其事遍赴列国？杜预所谓克状其事以告鲁者，本无确证，何得遽断为据克之言？又《比事》中解“城筑”一条云：“邑书城。台、馆、囿书筑。城，土功也，故须筑。南门、雉门书作，木功也，故须作。”夫南门、雉门岂竟不须土功？且两观何以亦书作也？凡此皆随意生文，不为典要。至其《纪传》叙事，并始於隐元年，讫於哀十四年。其中止云某事书於《经》某事不书。又自齐、晋以下皆以鲁公年数纪年，即《周本纪》亦然。是屈天王之正朔，就侯国之纪年。经解史裁，盖两无所当矣。其《诸家考》中升胡《传》於西汉诸儒之前，已为无识。卷后又自识云：“吕大圭、灌甫、赵企明、姜廷善未详。”案灌甫，明宗室朱睦字，已见《考》中，而遽忘之。
吕大圭字圭叔，南宋末人，所著有《春秋或问》及《五论》。企明，宋赵鹏飞字，所著有《春秋经筌》。廷善，明姜宝字，所著有《春秋事义考》。而浸大俱曰未详。是即此数家，尚未窥全帙，甚至引杜预《集解》亦称之为杜《疏》，尤为无据。盖所见未博，故议论多而考证少也。
△《春秋义》三十卷（江苏周厚堉家藏本）
明顾懋樊撰。懋樊有《桂林点易丹》，已著录。是书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云“未见”。前有懋樊《自序》，称以胡《传》为宗，参之《左氏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三家，佐以诸儒之说。今观其书，直敷衍胡《传》为举业计耳，未尝订正以三《传》，亦未订正以诸儒之说也。
△《锺评左传》三十卷（内府藏本）
是编为毛晋汲古阁所刻。惟录杜预《左传集解》。较坊本兼刻林尧叟《注》者，特为近古。然缀以锺惺评点，改其名为《锺评左传》，殊为蛇足。惺撰《诗归》，别开蹊径，尚能成一家之言。至于诂经，则非其所长也。
△《春秋左传评注测义》七十卷（浙江吴玉墀家藏本）
明凌稚隆撰。稚隆字以栋，乌程人。是书诠释《左传》，以杜预《注》为宗，而博采诸说增益之。其於《左氏》之不合者，亦间有辨正，又取世次、姓氏、地名、谥号、封爵标於卷首，以便检阅，然皆冗碎不足观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作七十卷，《浙江通志》作三十卷。此本与彝尊所记合，知《通志》为传写误矣。
△《麟传统宗》十三卷（浙江巡抚采进本）
明夏元彬撰。元彬本名彪，字仲弢，德清人。其书饾飣成编，漫无体例。隐公之前，冠以《国语》十数条，以志周东迁始末。盖仿冯梦龙《春秋衡库》为之，而疏略尤甚。《经》文之下，或录《左氏》，或取《公》、《穀》、《国语》隶之。或标《传》名，或不标《传》名。其附录者，或有“附”字，或无“附”字。
端绪茫然，猝难究诘。又如“费伯”之注误在“盟唐”之下。“楚杀公子侧”《传》上，忽注云：“出宋楚平《传》”。“卫州吁弑君”下只载《诗绿衣》一章，并无他注。“壬午大阅”，全录《周官》“中春教振旅”以下四则，亦不置一词。如是者指不胜屈。文震孟《序》乃称其得於经术者深，亦可异矣。
△《春秋因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