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春秋传说汇纂》多采录焉。廉《自序》题“至正九年己丑”，又称：“读《经》三十年，窃第南归，叨录剧司，乃成是书。”考元史陈祖仁榜在顺帝至正二年。盖廉於乡举之岁即登进士第，而通籍颇晚。闭户著书，故得潜心古义，不同於科举之学也。
△《春秋经传阙疑》四十五卷（浙江鲍士恭家藏本）
元郑玉撰。玉事迹详《元史忠义传》。其体例以《经》为纲，以《传》为目。叙事则专主《左氏》，而附以《公》、《穀》。立论则先以《公》、《穀》，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。《经》有残阙则考诸《传》以补其遗。《传》有舛误，则稽於《经》以证其谬。大抵平心静气，得圣人之意者为多。所著《师山集》中有《属王季温刊春秋阙疑书》，至被执就死之时，惟惓惓以此书为念，盖其平生精力所注也。其《序》谓：“常事则直书而义自见，大事须变文而义始明。盖《春秋》有鲁史之旧文，有圣人之特笔。不可字求其义，如酷吏之刑书；亦不可谓全无其义，如史官之实录。”又曰：“圣人之《经》，词简义奥，固非浅见臆说所能窥测所以。岁月既久，残阙滋多，又岂悬空想像所能补缀？与其通所不可通，以取讥於当世，孰若阙其所当阙，以俟知於后人。”其论皆洞达光明，深得解《经》之要。故开卷周正、夏正一事，虽其理易明，而意有所疑，即阙而不讲，慎之至也。昔程端学作《春秋本义》等三书，至正中官为刊行，而曰久论定，人终重玉此书。岂非以玉之著书主於明《经》以立教，端学之著书主於诋《传》以邀名，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？玉字子美，歙县人。元末除翰林待制，以疾辞。明兵入徽州，守将迫之降，玉不屈死。与宋吕大圭及同时李廉均可谓能明大义，不愧於治《春秋》矣。明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乃谓玉既不受元爵，自当仕明，谓之当生而不生。其说殊谬。伯夷、叔齐岂尝受殷爵哉？瑛所云云，所谓小人好议论，不乐成人之美者也。
△《春秋集传》十五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元赵汸撰。汸有《周易文诠》，已著录。是书有汸《自序》及其门人倪尚谊《后序》。尚谊称是书初藁始於至正戊子。一再删削，迄丁酉成编。既而复著《属辞》，义精例密。乃知《集传》初稾，更须讨论。而《序》文中所列史法经义，犹有未至。岁在戊寅，重著是《传》。草创至昭公二十八年，乃疾疢难厄，阁笔未续。至洪武己酉，遂卒。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，尚谊据《属辞》义例续之。《序》中所谓策书之例十有五、笔削之义八者，亦尚谊更定，而原本有讹误疏遗者咸补正焉。则此书实成於尚谊之手。然义例一本於汸，犹汸书也。
汸《自序》曰：“学者必知策书之例，然后笔削之义可求。笔削之义既明，则凡以虚辞说经者皆不攻而自破。”可谓得说经之要领矣。
△《春秋师说》三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元赵汸撰。汸常师九江黄泽。其初一再登门，得《六经疑义》十馀条以归。已复往留二载，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《春秋》之要。故题曰《师说》，明不忘所自也。汸作《左传补注序》曰：“黄先生论《春秋》学以左丘明、杜元凯为主。”又作泽《行状》，述泽之言曰：“说《春秋》须先识圣人之气象，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说自然退听。”又称：“尝考古今礼俗之不同，为文十馀通，以见虚辞说《经》之无益。”盖其学有原本，而其论则持以和平，多深得圣人之旨。汸本其意，类为十一篇。其门人金居敬又集泽《思古十吟》，与吴澄二《序》及《行状》附录於后。《行状》载泽说《春秋》之书，有《元年春王正月辨》、《笔削本旨》、《诸侯取女立子通考》、《鲁隐不书即位义》、《殷周诸侯禘祫考》、《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》、《作丘甲辨》、《春秋指要》。盖即所谓为文十馀通者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又载有《三传义例考》。今皆不传。惟赖汸此书，尚可识黄氏之宗旨。是亦读孙觉之书，得见胡瑗之义者矣。
△《春秋属辞》十五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元赵汸撰。汸於《春秋》用力至深。至正丁酉，既定《集传》初稿。又因《礼记经解》之语，悟《春秋》之义在於比事属辞，因复推笔削之旨，定著此书。其为例凡八：一曰存策书之大体，二曰假笔削以行权，三曰变文以示义，四曰辨名实之际，五曰谨内外之辨，六曰特笔以正名，七曰因日月以明类，八曰辞从主人。其说以杜预《释例》、陈傅良《后传》为本，而亦多所补正。汸《东山集》有《与朱枫林书》曰：“谓《春秋》随事笔削，决无凡例，前辈言此亦多，至丹阳洪氏之说出，则此段公案不容再举矣。其言曰：《春秋》本无例，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。犹天本无度，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。此论甚当。至黄先生则谓鲁史有例，圣《经》无例。非无例也，以义为例，隐而不彰。则又精矣。
今汸所纂述，却是比事属辞法。其间异同详略，触事贯通，自成义例，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。然后知以例说《经》，固不足以知圣人，为一切之说以自欺而漫无统纪者，亦不足以言《春秋》也。是故但以《属辞》名书。”又有《与赵伯友书》曰：“承笔削《行状》，作《黄先生传》，特奉纳《师说》一部、《属辞》一部。尊兄既熟《行状》，又观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