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集》之别名，竑不知而重载之。《宋志》荒谬，焦志尤多舛驳，均不足据要。当以晁、陈二氏见闻最近者为准也。其《正集》乃为尚书左丞时所辑，皆元祐以前之作。《后集》则自元祐九年至崇宁四年所作。《三集》则自崇宁五年至政和元年所作。《应诏集》则所集策论及应试诸作。辙之孙籀撰《栾城遗言》，於平日论文大旨，叙录甚详，而亦颇及其篇目。如《纪辨才塔碑》，则云见《栾城后集》。於《马知节文集跋》、《生日渔家傲》词诸篇之不在集中者，则并为全录其文，以拾遗补阙。盖集为辙所手定，与东坡诸集出自他人裒辑者不同。故自宋以来，原本相传，未有妄为附益者。特近时重刻甚稀。此本为明代旧刊，尚少讹阙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称，辙在绩溪《赠同官》诗，有“归报仇梅省文字，麦苗含穟欲蚕眠”句，讥均州刻本辄改作“仇香”之非。今此仍作“仇梅”，则所据犹宋时善本矣。
△《山谷内集》三十卷、《外集》十四卷、《别集》二十卷、《词》一卷、《简尺》二卷、《年谱》三卷（安徽巡抚采进本）
宋黄庭坚撰。《年谱》二卷，庭坚孙撰。庭坚事迹具《宋史文苑传》。
字子耕，从学於朱子。朱子於元祐诸人，诋二苏而不诋庭坚，之故也。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载黄元明之言曰：“鲁直旧有诗千馀篇，中岁焚三之二。存者无几，故名《焦尾集》。其后稍自喜，以为可传，故复名《敝帚集》。晚岁复刊定，止三百八篇，而不克成。今传於世者尚几千篇”云云。然庭坚所自定者皆已不存。
其存者，一曰《内集》，庭坚之甥洪炎所编，即庭坚手定之《内篇》，所谓退听堂本者也。一曰《外集》，李彤所编，所谓邱濬藏本者也。一曰《别集》，即所编，所谓内阁抄出宋蜀人所献本者也。《内集》编於建炎二年。《别集》编於淳熙九年。《年谱》则编於庆元五年。盖《外集》继《内集》而编，《别集》继内、外两集而编，《年谱》继《别集》而编。独李彤之编《外集》未著年月。然考《外集》第十四卷《送邓慎思归长沙》诗，“慎”字空格，注云：“今上御名。”
是《外集》亦编於孝宗时也。三集皆合诗文同编。后人注释，则惟取其诗。任渊所注之《内集》，即洪炎所编之《内集》。史容所注之《外集》，则与李彤所编次第已多有不同。而李彤编《外集》之大意，犹稍见於史注第一卷《溪上吟》题下。惟史季温所注之《别集》，则与所编《别集》大有搘拄。此则原本与注本不可相无者矣。又《外集》第十一卷以下四卷，诗凡四百有奇，皆庭坚晚年删去，而李彤附载入者。此则任、史三注本皆未之有。庭坚之诗，得此而后全。又其中有与《年诸》相应者，编《年谱》时皆一一分注某年某事之次。而今但据三集检其目，则《年谱》有而本集无。故此四卷尤不可废也。之《年谱》，专为考证诗文集而作。故刻全集必当兼刻《年谱》。而近日刻本，或删节《年谱》；或删并卷次；或移易分类，以就各体；或专刻一集，而不及其全。此本刻於明嘉靖中，前有蜀人徐岱序，尚为不失宋本之遗。非外间他刻所及焉。
△《山谷内集注》二十七卷、《外集注》十七卷（两淮盐政采进本）、《别集注》二卷（编修翁方纲家藏本）
宋任渊、史容、史季温所注黄庭坚诗也。任渊所注者《内集》，史容所注者《外集》，其《别集》则容之孙季温所补，以成完书。《内集》一称《正集》。
其又称《前集》者，盖《内集》编次成书在《外集》之前，故注家相承，谓《内集》为《前集》耳。《外集》之诗起嘉祐六年辛丑，庭坚时年十七。而《内集》之诗起元丰元年戊午，庭坚时年三十四。故《外集》诸诗转在《内集》之前。黄所编庭坚《年诸》云：“山谷以史事待罪陈留，偶自编《退听堂诗》，初无意尽去少作。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帅洪，井类山谷诗文为《豫章集》。命汝阳朱敦孺、山房李彤编集，而洪炎玉父专其事。遂以‘退听’为断。”史容《外集》序亦云：“山谷自言：欲仿庄周分其诗文为内外篇。意固有在，非欲去此取彼也。”谱又云：“洪氏旧编以《古风》二篇为首，今任渊注本亦云东坡《报山谷书》推重此二诗，故置诸篇首。”是任渊所注《内集》，即洪炎编次之本。史季温《外集》跋云：“细考出处岁月，别行诠次，不复以旧集古律诗为拘。”则所谓《外集》者已非复原次。再考李彤《外集》跋云：“彤闻山谷自巴陵取道通城，入黄龙山，为清禅师遍阅《南昌集》。自有去取，仍改定旧句。彤后得本，用以是正其言非予诗者五十馀篇。彤亦尝见於他人集中，辄以除去。”又云：《前集》内《木之彬彬》诸篇皆山谷晚年删去。其去取据此而已。然季温跋称其大父为增注考订，在嘉定戊辰后，又近十年。则上距庭坚之没，已百有十年。而《外集》原本卷次，至是始经史容更定。则所谓《外集》者，并非庭坚自删之本矣。然则是三集者，皆赖注本以传耳。赵与时《宾退录》尝论渊注《送舅氏野夫之宣城》诗，不得“春网琴高”出典。然注本之善不在字句之细琐，而在於考核出处时事。任注《内集》，史注《外集》，其大纲皆系於目录每条之下。使读者考其岁月，知其遭际，因以推求作诗之本旨。此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