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交游之仇，不同国。诸儒异说，莫能相一，学者惑焉。愚谓不与同生者，孝子之心。勿令相仇者，国家之法。如其法，则孝子之心伤，如其心，则国家之法坏。欲两全则两穷，于是使不共戴天之仇，避诸海外，既不害国家之法，亦不伤孝子之心，此调人之所以为调也。千里之外，远于同国，而郷近于国，邻近于郷，族人则疏于从父昆弟矣，亦可补调人之阙焉。若夫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乃秋官之所弊而谋，非调人之所和而释。汉律衷刺刃者必诛，以其虽未杀伤人，而有杀伤之心也。调人职所谓过而杀伤人者，吉人良士，本无杀伤之心，时有过误，不幸陷罹者耳。汉律过失杀人，不坐死，（过失，若举刃欲斫，而轶中人者。）调人，乃教民之官，故以其民共听而成之，与上诸说倶同。
《礼》。父之仇弗与共戴天云云。此为为人子、为人弟者言之也。谓非此则不能为子、不能为弟矣。其子弟应否论罪。经不言也。亦以谓义当如此，非谓法亦应如此也。《周礼》兼言用法，是以朝士有书于版，杀之无罪之文。调入有杀人而义，令勿雠，雠之则死，及辟之海外之文。而诸儒之议论亦详且尽矣。唐时成案有三下邽人徐元庆杀县尉赵师韬，陈子昂议元庆应伏辜，而旌其闾墓。（柳宗元极论其非。）张瑝、张琇手杀御史杨汪，诏付河南府杖杀之，富平人梁悦手杀父雠秦果，韩愈以为宜具其事，申尚书省。集议奏闻。而惟此议最允当。
又马氏《通考》引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七月洺州平恩县民高宏超，其父晖为郷人王感所杀，宏超挟刃杀感，携其首自陈，大理寺以故杀论。尚书刑部员外郎李殷梦复曰，伏以挟刃杀人案律处死，投狱自首降罪。垂文高宏超既遂报仇，固不逃法，戴天罔愧，视死如归，歴代以来事多贷命。长庆二年，有康买得父宪，为力人张莅乘醉拉宪，气悬将絶，买得年十四，以木锸撃莅，后三日致死。敕旨康买得尚在童年，能知子道，虽杀人当死，而为父可哀。若从沈命之科，恐失度情之义，宜减死一等。又元和六年，富平人梁悦杀父之仇，投县请罪。敕旨复仇杀人，固有彝典，以其申冤请罪，自诣公门，发于天性，本无求生，宁失不经，特宜减死，方今明时有此孝子，其高宏超若使须归极法，实虑未契鸿慈，奉敕可减死一等，此即照韩氏所议施行者。明直纂为勿论，及杖六十，成律失古意矣。又《齐东野语》载，王宣子尚书母葬山阴狮子坞，为盗所发。时宣子为吏部员外郎，其弟公兖待次乌江尉，居郷，物色得之。乃本村无頼稽泗徳者所为，遂闻于官，具服其罪。止从徒断，黥隶他州，公兖不胜悲愤。遂诱守卒饮之以酒，皆大醉，因手断贼首，自归有司。宣子亟以状白堂，纳官以赎弟罪，事下给舍议。时杨椿元老为给事，张孝祥安国兼舍人，书议状曰，复雠，义也。夫雠可复，则天下之人将交雠而不止，于是圣人为法以制之。当诛也，吾为尔诛之。当刑也，吾为尔刑之，以尔之雠丽吾之法。于是凡为人子而雠于父母者，不敢覆，而惟法之听。何也。法行则无雠之义在焉故也。今夫佐公兖之母既葬，而暴其骨，是戮尸也，父母之雠，孰大于是。佐公衮得贼而辄杀之，义也，而莫之敢也，以为有法焉。律曰，发冢开棺者，绞。二子之母遗骸散逸于故藏之外，则贼之死无疑矣，贼诚死，则二子之雠亦报，此佐公兖所以不敢杀之于其始，获而必归之吏也。狱成而吏出之，便阳阳出于闾巷与齐民等。夫父母之雠，不共戴天者也，二子之始不敢杀也，盖不敢以私义故乱法。今狱已成矣，法不当死，二子杀之，罪也。法当死，而吏废法，则地下之辱沈痛郁结，终莫之伸，为之子者，尚安得自比于人也哉。佐有官守，则公兖之杀是贼，协于义而宜者也。椿等谓公兖覆雠之义可嘉，公兖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，纳官赎弟之请当不许，故纵失刑，有司之罚宜如律，诏给舍议，是此议更为允协。亦可见不吿官而专杀之为非是矣。
父祖被殴 一，祖父母、父母被本宗缌麻尊长及外姻小功缌麻尊长殴打，实系事在危急，卑幼情切救护，因而殴死尊长者，于疏内声明，减为杖一百，发边远充军，照例两请，候旨定夺。若并非事在危急，仍照律拟罪，秋审时核其情节，入于缓决。致父母被卑幼殴打，实系事在危急，救护情切，因而殴死卑幼，罪应绞候者，于疏内声明，减为杖一百，流三千里，候旨定夺。如殴杀卑幼，罪不应抵者，各于殴杀卑幼本律上减一等，仍断给财产一半养赡。若并非事在危急仍照殴杀卑幼各本律问拟。均不得滥引此例。
此条系嘉庆八年，刑部奏准定例。道光三年増定。
谨按。此救亲殴死有服尊长卑幼，分别定拟之例。
□殴死卑幼一层，与下一条参看。下条殴死之人与凶犯，本系凡人，而拟罪较寛。此条死系有服卑幼，不应反重。其犯亲受伤一层，似应査照下条，修改一律。
□殴死卑幼不应抵者，大功弟、小功侄、缌侄孙，及侄弟胞侄也。大功弟与伊父母争殴，则干犯期亲尊属矣。如刃伤犯亲，即应绞决，得不谓之罪犯应死乎。又何减一等之有。断给财产一层，似可删去。
父祖被殴 一，救亲殴毙人命之案，除听从父母主令，将人殴死，或父母先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