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吏治无损毫末，然则非本性之贪，国家迫之，使不得不贪也。而犹且设为空虚不用之律例，凡俸禄外丝毫有取，皆坐枉法论赃，以综核名实之法治之，曹局一空矣。
朝廷果不知耶，抑知之而故纵邪？夫王道不外人情，士从田间来，寒士居多，虽在一命之微，莫不有父母之养、妻子之赡，宫室、舆马、衣裘、仆从之需，亲戚故旧之漀恤，官愈大则用愈多。外官体统较尊，加以延幕友吏役，费用数倍于京官。大都京官翰林部曹岁需千金，递加之至一品当万金。外官养廉本数较厚，牧令视本数十倍，丞倅以上四五倍，至督抚二三倍，皆不可少之数。惟如数以与之，而犹有骫法营私、致于宪典者，斯真贪人矣。于是可设为厉禁，京官取外官一钱，上司取属员一钱，官取所部一钱，杀无赦。夫而后吏治始可讲也。
或曰，数得毋太多乎？曰，此圣人之法也。《周官》司禄，文佚无可考，《王制》、《孟子》，犹存其略。以《礼记疏》称，大国卿禄食二百八十八人计之，大国君禄食二千八百八十人，三万二千亩之入也；次国君禄食二千四百六十人，二万四千亩之入也；小国君禄食一千四百四十人，一万六千亩之入也。今之州县，古小侯也，小侯之禄殆不啻万金，何赢之有？汉制太守号二千石，实食千二百石，中二千石，实食一千石，［注，《王制》天子之大夫视子男，《孟子》元士视子男，是古制京官之禄重于外，汉制则轻于外］视三代已减。唐始薄而终厚，宋给实钱。［注，详《山堂考索》］，陆游诗：年清百万钱，注：祠禄岁计千缗。时游以秘书监奉祠，秩三品，是宋禄不薄也］元初不制禄，世祖时定太师俸一百四十贯、米十五石，行省右丞相俸二百贯，以下有差。禄薄无甚于元者。明初四品以上俸钞三百贯，后又定正一品米八十七石，以下有差。国朝因明制而增益之，废折米、折钞之目。雍正二年，耗羡归公，加给养廉；乾隆二年，增京官恩俸。法良意美，度越元、明，何不遂复三代之旧也？或曰：费得毋不支乎？曰：另议广汰冗员，人数已少，停漕运、减河工，所省千百万，已不患不足。况吏治既肃，百弊皆捐，中饱一除，积欠自少，数年之后，所得必有逾乎所费者矣。
又《文献通考》俸禄下有职田之目，列代皆有之。《宋史?职官志》：诸路职官皆有职田，所以养廉也。即养廉之名所自始。《日知录》称明初尚存。今议厚给养廉，议筹复职田县若干亩，绅士征其租，供本州县养廉，次上司，次本籍京官，亦古采地遗意也。
许自陈议
夫人知不如自知之明，周任曰：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夫子称之。《左氏传》以选事为非，后世动以私意度人，遂不许人自择官，非三代圣人开诚布公之道也。夫选事固不可，用违其才亦不可，与其用违其才，不如选事。京官乞外，自古所有，而功令无之，惟进士出身之主事中书许改归班选知县，则又何也？外官自愿内补，自知其不宜于外耳，其中无他，而功令亦无之，至开例则无所不可，又何以说？窃以为进士引见之先，愿就京职者，宜听其陈明，而删去改归班之例。至于难进易退，君子嘉之，概以为恶劳好逸，忘致身之义，不亦过乎？无疾称疾，古人所有，不以为欺罔也。即承平扬历数十年，一旦有事，引疾而去。在其人为负国家，而自国家言之，则此等恇怯。茸之徒，正宜屏逐之，使避贤者路，安用束缚驰骤，坐令竭蹶偾事哉？冠带闲住，不复叙用足矣，法过重尚恐其恋栈误公也；其不许辞者，惟烟瘴及一切苦差，烟瘴宜用地近年壮之人，五十受代，苦差宜分二途，为筋力之苦，宜专简年壮者；为匮乏之苦，国家宜赡之使不苦，亦仁至义尽之道矣。
复乡职议
治天下者，宜合治亦宜分治：不合治则不能齐亿万以统于一，而天下争；不分治则不能推一以及乎亿万，而天下乱。柳宗元《封建论》云：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，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，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，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。此合之说也。封建之合，不如郡县之合尤固，故封建不可久而郡县可久。反而言之，天子之不能独治天下，任之大吏；大吏不能独治一省，任之郡守；郡守不能独治一郡，任之县令；县令不能独治一县，任之令以下各官。此分之说也。
顾氏炎武曰：大官多者其世衰，小官多者其世盛。盖大官所以治治民之官，小官所以治民。分而又分，其数不能不多，其位不能不小。今世治民之官颇少矣。县令藐然七尺耳，控一二百里之广，驭千百万户之众，其能家至户到，而周知其循莠勤惰、饱饥甘苦哉？至令以下各官，非赀选即吏员，流品既杂，志趣多庸，加以间关跋涉、千里万里而来，身家妻子惟一官是食，犬马于富民、鱼肉乎贫民，视令以上尤甚，蠹民而已，何有乎治民？然则今之小官，如顾氏之说更多其数，患不滋甚耶？不知顾氏之意，固欲复古乡亭之职也。
考周制：乡大夫之下有州长、党正、族师、闾胥、比长，遂大夫之下有县正、鄙师、酇长、里宰、邻长，以乡人为之，皆官也。以今十万户之州县计之，当有乡、遂大夫十，州长、县正五十，闾胥、里宰五千，比长、邻长二万五千，此今日断不可行之事。汉制十里一亭，亭有长